当他出任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时，美国杜克大学的马克卡伦教授对美国《科学》杂志说：他是科学界的一位 “superstar”（超级明星）。

　　这句赞赏的话是在10年前说的，被赞赏的人叫蒲慕明，是中国科学院60年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所长。这位国际著名的神经生物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是 个重量级人物。要了解蒲慕明，不能只靠嘴巴，而要靠眼睛和心灵。

　　回大陆是还一个心愿

　　蒲慕明1948年在南京出生，大陆出生，台湾长大，美国留学，又回到中国来，这是蒲慕明的特殊经历。他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是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士。在世界华人科学家中，能够有如此多荣誉者，屈指可数。

　　蒲慕明从小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对中国的历史和地理了然于胸。“我学的是自然科学，但是我始终对文学历史很有兴趣。我对中国内地的关切是从 小一直延续至今的。”

　　虽然是美籍华裔科学家，但他却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1999年回到中国大陆，出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年逾50岁的蒲慕明 已经是世界知名科学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还一个心愿。”

　　蒲慕明与大陆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1984年，当时清华大学复建生物系，蒲慕明时任美国加州大学埃文分校生理系教授，冲破大洋的万里波涛阻隔， 欣然受聘兼任该系的主任。

　　路甬祥赴美，一拍即合

　　蒲慕明出任中科院上海神经研究所所长一职，按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建屏的话说，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临危受命”。

　　“我们当时正处于困境。”时任中科院脑研究所所长的吴建屏如是说。由于传统的管理机制缺陷，上海脑研究所运行一直不甚理想，当时优秀的科研人员 纷纷选择了离开，整个脑研究所仅剩下3个研究组在开展工作。

　　此时恰逢中国科学院启动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探路的一件大事——1999年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整合上海地区从事生物学研究的8 个研究所，成立“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在引进蒲慕明的故事背后，还有一位科学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1998年春天，路甬祥率团访问美国，刚在旧金山机场 落地，便在机场的咖啡屋里约见了蒲慕明。

　　与蒲慕明的会谈，是路甬祥此次访美“行程表”的内容之一。会谈只有一个多小时，蒲慕明回忆道，“这完全是一拍即合，多为祖国作点贡献是我多年来 的意愿，时机一到，我就可以着手进行了。”

　　回来后，蒲慕明给了第一个有建设性的提议：只有建立一个全新的现代科研体制的研究所，用一个新的体制和机制，配合知识创新工程的支持，才能吸引 人才。1999年11月，隶属于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的神经研究所正式成立。

　　“请不要急着花未用完的经费”

　　蒲慕明有嫉恶如仇、义愤填膺的一面，这表现出他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科学家的正确态度。2009年秋天，蒲慕明给研究所所有PI（课题组长）群 发的一份电子邮件：“请不要购买近期用不着的东西。请注意，我十分严肃地反对那种赶在年底之前把今年未用完的经费全部花出去的观念。如果我们不能用完这些 钱，说明我们并不需要它，我们必须把它还给中科院或者其他来源之处。蒲慕明神经所不允许浪费资源的事情存在。”

　　推崇卡文迪许实验室现象

　　在蒲慕明担任所长的10年中，他带来的不仅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更是一种科学文化的引导和创设。比如，在研究所的初建阶段，蒲慕明要求每个研究小 组，每过半年都要做一次“review”。这在国际上已是一件司空见惯、大有裨益的事情，但蒲慕明是顶着压力最终实行并坚持了下来。

　　在很多场合，他多次提到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这是DNA双螺旋发现的地方，在上个世纪的前50年，这里是世界科学的主要中心，物理学和结构生 物学发展的许多重大成果都出自这个实验室。

　　“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一个个变成大科学家，许多成了诺贝尔奖得主。难道那些年轻人都是天才吗？卡文迪许实验室选人都选得那么准吗？为什么那些 年轻人进去之后就都变成一流的科学家？卡文迪许实验室那个环境到底有什么特别？”

　　连续的几个设问之后，蒲慕明说，并不是那里的仪器设备特别好，也不是那里的大师特别聪明、出的题目特别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里的环境给了所 有进入实验室的年轻人以信心。只要自己建立了信心，持之以恒就肯定会有重大发现。

　　菜包子见证蒲先生苦行僧的生活

　　神经研究所的许多学生说：虽然我们都很崇拜蒲先生，但我们却不会过像蒲先生那样的生活——在学生和大多数人看来，那的确是苦行僧一般的生活。

　　蒲慕明这样一位科学大家，每天的饮食生活却简单到了极点。只要是身在上海，几乎是每一天的早晨，蒲慕明都会从岳阳路的一个小超市里出现，很快就 买回两三个菜包子。午饭要么是食堂里的盒饭，要么依旧是菜包子。在蒲慕明办公室的冰箱里，总是会冷藏好几只菜包子，饿了他就用微波炉热一热再吃。

　　蒲慕明的晚饭，一般是从6点半开始，最常见的“食谱”，是神经研究所附近快餐馆里的一碗面条。一个小时后，他准时回来继续上班。而如果他的太太 刚好也在上海——这是一位在美国当生物学教授，但却同样在为神经研究所做义工的华裔学者——则会与蒲慕明相伴，出双入对地吃这一顿“正餐”。

　　（《科学时报》记者郑千里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