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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科院上海神经所所长蒲慕明:不著袈衣亦如来

时间:2010-01-25 00:00来源:科学时报 作者: 阅读:

蒲慕明是美籍华裔科学家,但他却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这位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的首任和现任所长,多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做了最真诚、最实质、也是最为具体的工作。

  

大陆出生,台湾长大,美国留学,又回到中国来,这是蒲慕明的特殊经历,他不管在什么地方,始终对中华民族的状况深深关切,而且如果能够做一点事情就尽量去做,在两岸三地用自己力量促进交流,加深彼此的理解。

  

“打从年轻时代起,我就有比较关心社会的倾向。我走到今天的这一步,也是自然而然的。”蒲慕明说。

  

蒲慕明1948年在南京出生。还在襁褓之中,他便随父母远渡台湾。

  

蒲慕明的父亲蒲良梢先生,1938年毕业于上海交大,是机械系航空工程组的第一届毕业生。那一届的毕业生全部投笔从戎,加入抗战成为空军后勤人员。后来国民党政府要造飞机,蒲良梢不久便被派往美国,学习螺旋桨发动机制造技术,他学成回国之后,成为南京发动机制造厂的第一批技术人员。

  

1949年,母亲带着蒲慕明和他的姐姐,从南京的下关乘船到武汉,然后到了广州,再从广州坐船到台湾。当时被母亲抱在怀中的蒲慕明还没有记忆。但蒲慕明在后来知道,中国航空工业的先驱们大多都是父亲的同学,而父亲的毕生志愿,就是想制造出一架中国自己的飞机。

  

蒲良梢先生60多岁时,任台湾航空工业发展中心主任,终于造出了“经国号”飞机。蒲良梢先生退休之后,在其事业的最后10年里再创辉煌,在逢甲大学创办了台湾最好的航空工程系。“父亲的人生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一些好朋友都成为我的师长。”蒲慕明对本报记者回忆。

  

蒲慕明家中的墙上挂着一幅诗作:“忘却离乡今几年,水隔青山天外天,旧时欢笑浑为梦,新来思绪总难眠。海外飞传无限意,天涯相赠有诗篇,相知一世知何事,长留肝胆照人间。”这是蒲慕明的父亲与其同学、曾任铁道部总工程师的邹孝标的唱和之作。父亲作诗,由邹孝标书写,时空阻隔不了父辈归根的心愿。

  

1999年回到中国大陆,  年逾50岁的蒲慕明已经是世界知名科学家,他最重要的是还一个心愿。

  

因为蒲慕明决定到上海工作的缘故,蒲慕明的父亲也希望来上海常住,不幸的是,2000年的冬天老人家从浦东机场到市区路上遭到车祸,他所乘坐的出租车被一辆环保卡车冲撞,造成头部、肺部、眼睛多处挫伤,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因为这次车祸,此后老人家一直伴有失眠、哮喘、失明、行动不便等,身体就此每况愈下。

  

蒲慕明父亲遭受的车祸,其实是开卡车的那位肇事环保工人的全责。

  

但老人家在住院治疗期间,当工人带着一串香蕉去看望他,老人家自己反而过意不去。因为手头没有现金支付,老人家就向来探视的王燕借了50元钱,感叹地对王燕说:这位工人给我送来了香蕉,冬天里的香蕉很贵,他的妻子已经下岗,小孩还在上学,他的家很穷困、真是很不容易呐!等那位工人下次再来医院看望,老人家当即就给了这位工人50元作为补偿。后来,老人家又给了那位工人100元钱。

  

2007年12月5日,接到父亲不幸在美国去世的噩秏,红着两眼的蒲慕明早上一走进办公室,就对王燕哽咽地说:我的父亲已过世了。王燕说:那您就赶紧回家料理丧事吧。蒲慕明却说:不用了,即便是我现在就回去,也已经见不到他的最后一面,还是把我在上海的工作忙完再说吧!

  

一个小时之后,处理好当日电子邮件的蒲慕明从办公室出来,又郑重其事地对王燕说:父亲逝世纯属我的私事,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影响研究所的正常工作。

  

但是蒲慕明内心一直存有遗憾:当父亲去世时,自己不能守候陪伴在身边,给父亲以些许的慰藉。蒲慕明只记得自己小时候,有一次父亲送他去上学,而后在霞光中匆匆离去的背影。那正像是自己少时熟读过的、朱自清先生写他父亲的《背影》。

  

立志报国:

  

一份延续至今的浓情厚爱

  

蒲慕明从小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国的历史和地理他了然于胸。“我虽然学的是自然科学,但是我始终对文学历史很有兴趣。台湾毕竟地方很小,大家一窝蜂都认为理工科好,学理工有前途,台湾流行的理念是,出国一定要学理工。所以我在大学时学的是物理。但我对中国内地的关切是从小一直延续至今的。”蒲慕明说。

  

蒲慕明认为,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保钓”运动,是对在美国华裔留学生的一场教育。“教会了我们如何关心国家大事,学生不应该只关心自己的实验室工作。这个‘保钓’运动影响了很多学生,也影响了我的心态。”

  

“保钓”运动之后,许多台湾学者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专业,加入联合国等各种国际组织,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活动。

  

1976年,蒲慕明在美国普渡大学完成了博士后研究之后,他申请的第一份工作,便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一个职位。“我想为世界的科学文化教育作点贡献,但是很可惜,我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得到。”

  

蒲慕明申请的第二个职位,是回到他的母校——台湾清华大学。蒲慕明给徐贤修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言辞恳切,希望回台教书。徐贤修校长用毛笔回信说,“年轻人立志报国是好事,此事交由沈君山院长办理。”尽管后来蒲慕明并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回到台湾任教,但徐贤修校长的毛笔字他至今仍然清晰在目。

  

也许是命中注定的蒲慕明学术之路,最终,他申请的第三个职位,美国加州大学埃文分校助理教授被录用,从此开始了他真正的学术人生。

  

蒲慕明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是他在32年前在襁褓中离开故土之后的1981年。当时,北京医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埃文分校交流项目,合作开办了一个讲习班,加州大学派遣蒲慕明赴中国讲课。

  

蒲慕明对这次回国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当时我住在北京医学院的外国学生宿舍,到晚间肚子饿了,想出去找点东西吃,但街上的饭馆基本上都已经关门,回来时连学校的大门都已经关闭,我只好爬门回宿舍。”这一年蒲慕明虽然才33岁,但已是加州大学埃文分校生理系副教授,第一次回到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内地,北京留给他的印象是“到处的灯光都很暗”。

  

尽管如此,蒲慕明对这片古老的土地并没有感到丝毫的陌生。他依然记得一次在长安街上的饭馆吃刀削面,与其同桌吃饭的一位老师傅问他:“老弟,你是从上海来吧?”老师傅不经意的一句话,蒲慕明竟永久性地记下了,“我听了这话很高兴。虽然我是从海外回来的,但这里的人们还是把我当成自家人。”

  

毕竟,中美两国关系的坚冰已经打破,毕竟,枯树已经开始绽放绿芽。当时,全国三十几个医学院都派教师来北京医学院学习,暑假一个月的时间,蒲慕明教授神经生理学与细胞生物学课程。每天的课程分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上午授课,下午介绍在美国开展的科学研究。

  

“记得我在讲课时,下面听课的学生年纪都比我大,最大的都已经超过50岁了,  甚至有来自新疆医学院的老师,大老远赶来北京听课。”蒲慕明回忆,“两个班,每个班三四十人,每个学生尤其是那些高龄的学生,都在很认真地做笔记,他们虽然不太提问——当时还没有形成这种风气,但我依旧很感动。”

  

那是中国科学的春天,“大家重新捡起丢掉了十多年的东西,这种发奋努力的精神委实让我钦佩,肃然起敬。”说到这里,蒲慕明的目光依旧闪闪发亮。

  

“清华”情愫:

  

更是“亲我中华”情结

  

蒲慕明的名字,曾几度与“清华”二字相连。

  

蒲慕明1970年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14年后,1984年北京的清华大学复建生物系,时任美国加州大学埃文分校生理系教授的蒲慕明,冲破大洋的万里波涛阻隔,欣然受聘兼任该系的主任。

  

不知蒲慕明者,认为他此举是因为母校的缘故,才有解不开的“清华”情结;知蒲慕明者,便晓得让他真正魂牵梦萦的,是那终身的“亲我中华”情结。

  

起初,蒲慕明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定名为“生物科学和技术系”,一直到最近,清华大学才将其改为了“生命科学院”。

  

蒲慕明不是“怀才不遇”,但在北京清华大学工作的那段时光,的确是荣光与艰辛的纠葛交织,梦想与现实的冲击碰撞。当时的中国教育科学界,教育科研等经费捉襟见肘,没有足够的能力支持基础研究;而对以基础研究为本的蒲慕明来说,当时刚打开“改革开放”门户的中国,也不具备他拳打脚踢施展才华的环境。

  

清华大学生物系尽管有着全国最为优秀的学生和教师,但经费支撑严重不足,仅有的一点经费几乎全部用于教学工作。更有甚者,补助生物系老师们工资的奖金,还要从蒲慕明这位外籍系主任的机票补贴中发出。而最令蒲慕明先生感到无奈的是,世界银行的贷款全部用于购买大型仪器,而会使用这些仪器的人员却少之又少。

  

“当时国内的大型仪器设备虽然多,而我们却没有生物系最常用的电子显微镜,形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和耗散。”蒲先生回忆:“我在清华大学之所以没有继续做下去,原因在于,一是我当时还很年轻,显然力不从心,二是国内科研的大气候还没有形成,我也很无奈,无力更多地改变什么,所以我两年后只能选择了离开。”

  

虽然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但选择了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做,蒲慕明此时应有的结局可想而知。

  

但这时的离开并不意味着遁逃。在清华生物系复系10周年时,蒲慕明专门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来了他的一篇感言,谓之:“1984年我以兼职身份参与了清华生物系复系初期的筹划工作,10年来看到了生物系步步茁壮成长,培育了许多优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为国内的生物科研和教育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我个人来说,与清华生物系的联系是我学术生涯中极为珍贵的一段经历。”

  

清华大学生物系创建20周年时,当孙自荣老师邀请蒲慕明为此写几句话,最先映入蒲慕明眼帘的情景,是20年前在清华生物系草创初期,“南明兄提着他的黑皮包为复建生物系馆奔走的情景,和在简陋平房的小教室里,与清华大学第一届本科生一起上论文选读课的生动场面。”

  

由此,蒲慕明还说:“2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蓬勃的发展、科研环境不断的改善,清华生物系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在国内已处于领先地位。但清华生物系作为国内一流学府清华大学的一个院系,还有更艰巨的路要走,使中国生物科学在国际上取得应有的地位。”

  

蒲慕明先生也曾为《自然》杂志撰文,现身说其感悟:“基于过去20年在中国参与建立一些科研机构的经历,我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研究机构在国际上取得卓越地位的障碍也许不是来自经济因素,而是文化因素。”

  

尽管命运多舛,最后在1986年蒲慕明不得不选择了离开清华大学,但在该校生物系重建的最初两年中,他还是为生物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基于他从最初创建清华大学生物系,到后来到领导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工作,蒲慕明在2005年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殊荣,他这段弥足珍贵而又特殊难忘的人生经历,无疑也是值得浓墨重彩抒写的重要一笔。

  

科学书香:

  

创新氛围浓郁的阅览室

  

2009年春节过后,由中科院武汉分院等研究院所发起,和武汉的高校举行了一个联合报告会,蒲慕明先生欣然应邀在会上作了演讲,讲“科学研究的ABC”,鼓励学生多阅读一些科学家的传记,多了解科学探索和发现的过程。

  

报告会即兴提问,许多学生请求蒲慕明先生推荐并开列出一个书单,蒲慕明当场就爽快地回答:只要谁对此有兴趣,回去后我完全可以把书单和书评用电子邮件寄出。

  

蒲慕明留下了自己的电子邮箱。过后,他收到许多学生的电子邮件,也如约给学生们发送了开列的书单和收集的书评,其中有许多书评就是他亲自为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学生而写下的。

  

“我为武汉的学生们开列的12本书,其中的第一本,是《创世界的第八天》,讲的是分子生物学革命的历史故事,作者是一位美国的科学记者,名叫Judson,他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访问了近100位的科学家,写出了从1940至1960年代分子生物学革命性发展过程中,生物科学家的生动故事。”蒲慕明对本报记者说:“了解科学发现中所经历的过程,对研究人员掌握方法论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如科学家要如何做实验、在实验出现问题时要如何寻找办法克服。”

  

“‘科学八股文’现在已成为写论文的标准模式,并没有真实反映科研工作的整个过程,需要花很多力气才能找出来龙去脉。”蒲慕明谈及要认真阅读科学家传记的初衷,甚至不无尖锐地说:“一些20世纪初期的科学论文不是这样。作者会诚实地告诉人们,他为什么做这个工作,原先可能希望得到其他结果,但是没有发现他想要的结果,可是在偶然之中得到了现在的发现,整个来龙去脉都讲得一清二楚。但为了简化或者修饰,现在的论文把真实的来龙去脉都修改了。”

  

《创世界的第八天》(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是蒲慕明竭力向学生们推荐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他还只是美国加州大学的年轻教授,当时他就要求自己所有的学生都仔细读这本书。“想了解重要创新工作的来龙去脉,就要读科学史、科学家传记,要读科学家写的东西。20世纪生物界最重要的就是分子生物学革命,这是怎样发生的?是谁做的?他们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工作?”

  

蒲慕明常常说,了解分子生物学革命的历史,甚至远比上一门分子生物学课重要,比读100篇最新的分子生物学论文重要。在神经科学研究所的阅览室里,放了3本蒲慕明从美国带回来的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他希望所有的学生有空都去读读,哪怕每天只读几页也可以,读多少是多少,总会有些许收益。大概是为了本报记者能在书香中潜移默化,更好地写出科学新闻,蒲慕明先生还赠送了记者一本《创世界的第八天》。

  

蒲慕明喜欢读,也常常介绍一些著名科学家的传记和科学家撰写的通俗文章。早在台湾清华大学读书期间,他就曾在老师李怡严的鼓励下,翻译了G.Gamow的《汤普金梦游记——近代物理探奇》,交由徐氏基金会出版。这本科普读物,一直到30年后还在台湾出版,版权页标明的是“197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学士蒲慕明译,1993年再版”,而且在台湾许多书店的书架上都可以找到。

  

蒲慕明坦陈,过去在美国,凡是由他负责指导的研究生刚进到实验室时,若是学生问他需要看一些什么书、如何准备进入科学生涯,他首先不是指导学生看生物学方面的专业书籍,而是要他们看一些自然科学史方面的书籍,了解世界自然科学史上取得的一些重大成就。如推荐学生看有关卢瑞亚(S.Luria)的《吃角子老虎与破试管》,以及介绍沃森(J.Watson)的《双螺旋——DNA结构发现者的告白》,介绍克里克(F.Crick)的《狂热的追求》等等有很好看头的科学传记,“在熟读这些科学家传记书籍之后,学生方可了解科学大问题是如何得以解决”。

  

蒲慕明认为诺贝尔奖得主Peter  Medawar所写Advice  to  a  Young  Scientist是一本很好的书。这本书有对年轻科学家的忠告,开卷有益,所以他在20年前自己动手还翻译了其中一章,交与国内的一家出版社,建议完成翻译后出版,但因种种原因终于搁浅。

  

“在我们的阅览室里,还有许多其它不同领域的类似的书,我希望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能抽出间隙的时间离开实验室,暂时抛开手头繁重的实验工作,花点时间到阅览室去读那些书。”

  

从某种程度上或也可以说,神经科学研究所这个阅览室的创建历史,就是蒲慕明上任所长之后,将科学方法与思想不断传播、渗透的一个缩影。该阅览室是一个自发组织的系统,主要由其使用者、在学研究生负责维护。在过去的近10年里,许多研究生对阅览室的管理做了很多工作。现在阅览室由学生管理员负责,由学生志愿者值周进行维护。有学生称,该阅览室是“一把通往未来的钥匙”。

  

自2000年阅览室建立以来,其中大部分的书籍,都是来自蒲慕明本人的慷慨捐赠。建立属于神经科学研究所自己的阅览室,其深层次的原因,自然也可以追溯到蒲慕明作为一名年轻学子,孜孜追求科学真理的时候。

  

“蒲先生认为,读那些由大科学家写成的书籍可以激发对科学的兴趣,知道如何分辨科学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更加重要的是,读一本好书,就相当于听一场来自大科学家的报告。因此蒲先生向阅览室捐赠了很多由一流科学家写就的书籍,希望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学生能与他一起分享其中的故事。”阅览室的一位学生志愿者这样写到。而神经研究所的管理人员也给予阅览室人力物力的支持,使阅览室有一个舒适的阅读环境。

  

同行吃惊:

  

“Really?  You  can  do  it?”

  

如今,海内外科学界广泛认为,在中国科学院,蒲慕明领导的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是中国科学界一个令人瞩目的典范。

  

蒲慕明面对本报记者采访,回顾自己带领研究所走过的10年历程,和盘托出的问题之一是:我目前对神经科学研究所最大的担忧,就是对学生的教育不够扎实,如何教育他们踏实做事,不走所谓的“捷径”,不急功近利,培养优秀的品格。我现在常常与学生交谈的,就是严谨、诚信问题。

  

“在研究所初期的几年里,我们的人才招聘速度和进展都比较慢,主要精力用于扎实工作、出成果、出文章。我们作出一些成绩之后,国外同行吃惊的成分大于赞赏的成分。其实我内心里很明白,我们的工作没有比他们做得好多少,但是他们就是不相信我们能作出这样的成就。当然,他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巨大潜力,看到了中国在未来科学发展之路上是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美国同行对我回国这10年的工作评价很高,也很羡慕我在中国开展的工作,最初往往还会吃惊地问我:‘Really?  You  can  do  it?’因为我除了能做出他们能做的科研工作,我还能做他们不太可能做得了的事情——架设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探索并推行科研机构的改革——这实在是件很有意义、很值得竭尽全力去认真做的大事。”蒲慕明笑道,“我非常幸运能有机会将我的部分‘才干’,投入自己科研工作以外的工作。我在上海的工作机会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如果不是发生在上海,也可能发生在台北或香港,这些地方都是我所熟悉的,我能更好发挥自己的潜力。”

  

蒲慕明鞭辟入里地分析:现在美国的科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中心依然在美国,但他们对中国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看到中国学生的优秀潜质,他们认为中国有很好的学生,能出很好的成果。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中国也有能力引领一个学科或者领域的发展。现在年轻的中国科学家还没有达到这种层次。第二种观点认为,将来世界科学发展的重心有可能转移到亚洲,而中国又是亚洲的重心之一,所以,能与中国的科研机构早日合作,到中国的科研机构做事,实在是一件具备战略眼光的事情。

  

美国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的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沃森认为,将来的科学中心将会转移到亚洲,沃森走过了亚洲的中、日等几个国家后,最后决定在中国的苏州建立亚洲冷泉港会议中心,因为中国是亚洲的中心。

  

蒲慕明对本报记者披露:不久前,沃森又提出建议,希望冷泉港实验室与上海神经研究所建立姐妹关系,开展紧密科学合作。

  

面对神经研究所的崛起,蒲慕明的态度依旧谦虚而清醒。他对本报记者说,要想成为国际一流的科研所,必须具备3个条件:

  

“第一,要能在几个神经科学的重要领域持续地出一流的研究成果,并能引起国际同行的注意。”蒲慕明认为,神经科学所已初步具备了第一个条件。

  

“第二,多数研究组组长在他的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国际声誉。国际同行谈起这个领域的工作时,都能想到他这个人。”蒲慕明特别强调,是否能够由重要的国际会议邀请作报告是个重要的标志。仅提交会议论文并不能算是有国际影响,关键是国际最重要的会议能邀请你去作大会报告,这才表明你工作的重要性。

  

蒲慕明也承认,第二个条件现在神经研究所暂时还不具备。“在我们的二十几个研究组中,也就只有一、两个组长曾被国际重要学术会议邀请作报告。如果我们有1/3的研究组长能常常被重要的国际会议邀请,才算是具备了第二个条件。”

  

“第三,也是最难的一个条件,就是研究所要能在某些研究领域中,出现作出具有开创性工作的人物。他的工作不但是领域里做得最好的,而且还必须能开创出新的研究领域,或者有非常重大的突破性的发现。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师级的人物,我们若能培养出像这样的领袖人物,就是真正成功了。”

  

飞人所长:

  

“我现在的工作是服务”

  

无论身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蒲慕明每周的工作都是7天,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基本上都没有休假。10年来,蒲慕明平均每月来国内工作一周,人称“飞人所长”。

  

即便是在美国的时间里,蒲慕明同样也牵挂着神经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燕介绍说,蒲先生通常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差”,及时处理研究所事务和回复发给他的电子邮件,有时甚至工作到凌晨一两点。

  

蒲慕明对工作殚精竭虑,身体状况也就并非十分理想。2005年,王燕和神经研究所的几位同事凑了8000元钱,购置了一台跑步机,放在蒲慕明的办公室里,但几个月过去,却从来也不见蒲慕明使用。王燕着急了故意拿话激他:“蒲先生,您怎么就这么懒啊?跑步机都买了有这么一些日子,我们怎么也没见到您运动一下啊!”蒲慕明的回答是:“楼下就是电生理实验室,他们需要安静。”

  

后来,蒲慕明希望把跑步机送给学生会。但他的一位学生却对王燕说:“蒲先生的跑步机不能动,等我们的新大楼落成之后,一定要给他找个地方,专门放这台跑步机。”

  

神经研究所的很多业余活动,蒲慕明慷慨地掏自己腰包,而不用研究所的钱开销。仅以2009年神经所组织,包括上海生命科学院其他研究所学生参加的科学夏令营为例,组织了十几位学生去四川,蒲慕明用自己在美国领取的工资,支付了其中3万元学生的机票钱,  王燕则是负担了学生们的生活开销。迄今为止的10年里,尽管蒲慕明一身同时跨两边工作,领取的却只有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工资,而在神经研究所的工作,他只是领取旅差费和生活补贴。

  

神经研究所的许多学生说,虽然我们都很崇拜蒲先生,但我们却不会过像蒲先生那样的生活——在学生和大多数人看来,那的确是苦行僧一般的生活。

  

蒲慕明这样一位科学大家,每天的饮食生活却简单到了极点。

  

只要是身在上海,几乎是每一天的早晨,蒲慕明都会从岳阳路的一个小超市里出现,很快就买回两三个菜包子。

  

午饭要么是食堂里的盒饭,要么依旧是菜包子。在蒲慕明办公室的冰箱里,总是会冷藏好几个菜包子,饿了他就用微波炉热一热再吃。

  

蒲慕明的晚饭,一般是从6点半开始,最常见的“食谱”,是神经研究所附近快餐馆里的一碗面条。一个小时后,他准时回来继续上班。而如果他的太太刚好也在上海——这是一位在美国当生物学教授,但却同样在为神经研究所“做义工”的华裔——则会与蒲慕明相伴,出双入对地吃这一顿“正餐”。

  

“他们夫妻俩堪称是一对绝配,不仅对工作是同样的认真和投入,甚至他们俩的性格也十分相似。”有一位充满钦佩之情的知情者,这样描述、评价蒲慕明和他的太太。

  

“也许今后我会全时回来工作,但我认为,即便我‘全时’回国了,和现在的工作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大差别。”蒲慕明对本报记者坦陈,“我还有许多国际科学界的事情要做。”

  

蒲慕明兼任很多国际科研单位的学术顾问,同时担任着许多学术刊物编委的职务,“现在我为国际科学界的服务工作,要远大于我自己实验室的科研。”的确,对蒲慕明而言,自己的科研工作已经不是重心,虽然他的实验室仍不断有论文发表。他到国内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多。他最近每次回国的时间已达十余天,日程表里总都是排得满满当当。

  

3年前,蒲慕明在美国的学生(包括博士后)有20多人,现在只剩下5个人,“今年起我在美国已再没有研究生了。在美国这是很小的一个组”。

  

“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服务。当然,这样的服务对我个人而言,不可能带来别的什么‘好处’,即便我做再多这样的服务,也不可能帮助我自己获得更大科学成果。”蒲慕明笑着说,“我只是希望真的能在中国创造一个环境,使许多中国神经科学的学者能在此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

  

2009年11月27日,神经科学研究所迎来了10岁的生日,但并没有举行任何庆祝仪式。在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网站上,出现了不足300字的一段简洁文字:我们的宗旨,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研究所的机制,提供一个有助于严谨科研工作,高效科研产出,良性科研合作的环境,实现以业绩为准的激励和资助评估系统,以及为研究生和博士后提供高质量的专业训练。

  

这段简洁的文字,显然是出自蒲慕明的手笔。就像是他在为神经科学研究所、也为本人作的一幅素描自画像。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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