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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大米会不会端上国人餐桌

时间:2010-03-06 00:00来源:了望东方周刊 作者: 阅读:
  身处争议漩涡,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仍在加速推进,究竟源自何种动力。



  “如果我国不进行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推广,就相当于每年放弃了200亿元的收入”



  《了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2009年末,路透社消息称,中国农业部生物安全委员会为转基因水稻发放了生物安全证书,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可于两三年后开始。



  此前,全世界无任何一国尝试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包括转基因技术最发达的美国。在水稻的故乡,在水稻约占谷物总产量40%的中国,转基因水稻是否会率先登场?



  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告诉《望东方周刊》,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工作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简称安委会),经过历时10年的安全评价,2008年12月作出结论:转基因水稻与非转基因对照水稻同样安全。农业部于2009年8月17日批准了“华恢1号”及杂交组合“Bt汕优63”在湖北省生产应用的安全证书。



  不过,农业部方面也表示,安全证书与商业化种植以及端上餐桌,还有相当距离。转基因品种在获得安全证书后,还要进行品种审定,在控制条件下进行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考察其利用价值和适宜区域,试验合格的,颁发品种审定证书。之后,企业还将申领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批准后方可进行商业化生产。



  本刊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对于转基因水稻都是三缄其口。低调的态度之下,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政策近年却不断发力。2008年4月农业部为修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进行调研。有报道称,调研在结果中提出应该“在科学、安全的前提下,适当简化原先过于复杂的审批程序,缩短转基因作物上市的过程”。此后,不过一年时间,转基因水稻就取得了“安全证书”。



  身处争议漩涡,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仍在加速推进,究竟源自何种动力?当商业化种植不可避免,转基因水稻在进入13亿人口的食物链之前,还面临哪些未知的风险?



  90%地区种植转基因水稻,每年将创造370亿元福利



  “现在要赶紧补上这一课,我们自己不发声,公众就犯糊涂了。”谈及“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历程”,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是安委会委员中为数不多的“高调者”。



  他指出,从全球发展趋势看,转基因水稻眼下已经进入战略机遇期。全球目前已有涉及抗虫、抗病、抗除草剂、品质和农艺性状改良等数百例转基因水稻获准田间试验。



  尽管各种争议不断,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已是大势所趋。这一趋势始于1996年,当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达到170万公顷;2004年突破至8100万公顷,是1996年的47倍。



  值得关注的是,2000年到2004年间,就在国外转基因作物发展进入“快车道”时,中国反倒放慢了脚步。“2000年,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在全世界排第四位。这几年我们掉到了第六位,印度现在也跑到我们前面了。”



  “放慢脚步”的前兆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国内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渐多,农业部开始慎重考虑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问题。



  “放慢脚步”的过程中出现一个特别现象。中国因贸易摩擦曾想抵制美国转基因产品进口,最后的策略演变为:我们不发展转基因大豆,你也别进来。结果还是没控制住,从2003年开始中国大量从美国、巴西等国进口转基因大豆。



  “这是一个判断上的失误。”黄大指出,“现在我国大量进口的是一种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而当时的看法是中国有的是人力,不需要除草剂,也不需要抗除草剂的大豆。结果随着农村劳力减少,除草问题越发突出,才意识到这种需要,这时再抓有点晚。大量的转基因大豆进来了,而国内核心的产权、技术却都没有开发出来。”



  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大豆进口国。中国大豆产量由原来的世界第一退居第四。“这是一个深刻教训,教育我们在水稻的问题上非抓不可,否则也可能被国外控制。”黄大说。



  2004年,转基因商业化“步子快一点”的想法逐步成型。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转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提出“转基因水稻应迅速批准商业化生产”。



  “步子快一点”的想法,除了粮食安全战略上的考虑,转基因水稻将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题中之义。



  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副所长朱祯向本刊记者指出,转基因作物可以使用四分之一的土地面积,生产大约三分之一以上的谷物。其中主要是口粮,可以养活一半的人口。产量约可提高6%。转基因作物的总农药使用量可减少20万吨,相当于中国现在农药使用量减少20%。



  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教授曾公开指出,转基因水稻可以使农民每公顷平均增收600元。如果中国90%的地区种植转基因水稻,将为社会每年创造37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福利。



  对于一个占世界人口近1/4、耕地面积只占世界7%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诱惑,几乎难以阻挡。



  同时,转基因水稻研究持续投入却不能实现成果转化,其压力也让商业化种植益发迫切。



  中国农科院作物遗传工程实验室主任贾士荣,作为最早一批参与转基因水稻研究的专家,上世纪90年代曾研制出一种抗病转基因水稻。“当时是超前的,效果也很好,但审批通不过。耽误了七八年后,出现了能达到同样效果的新技术,这种技术只要用常规育种手段,不像转基因那样严格受限,应用很快。”



  十多年的时间就此白费。而最近得到安全证书的项目研究人员也曾表示“不希望无限地等”,由于一个很有优势的品种,若干年后就可能丧失竞争力。



  有业内专家指出,更不能等待的是“国家的投入”。从863计划开始,转基因项目就在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持续投入,即使在90年代末争议较大时,项目也没有停,队伍也没有散。过去20年,三分之一的转基因研发资金集中在转基因水稻的开发上。“如果我国不进行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推广,就相当于每年放弃了200亿元的收入。”



  农业部相关部门告诉本刊记者,我国水稻生产中存在着病虫危害严重、干旱等逆境造成严重减产、单产有待进一步提高和稻米品质亟待改良等主要问题。2008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在水稻方面,统筹考虑抗虫、抗病、高产和优质等综合性状优良的转基因水稻新品种培育。



  农业部方面称,新兴的转基因技术将有助于“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确保我国粮食安全”。这也是率先取得世界性突破的良机。



  商业化未必能在两三年内开始



  2004年,“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重大专项,作为农业领域获得的唯一专项,总预算超过200亿元。从此,转基因水稻掀起热潮,单这一年,中国政府花费5亿元用于转基因水稻开发。



  “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发展的意愿增强了,但是,政府对于何时放开、怎样放开商业化,依然相当谨慎。



  “转基因重大专项直到2008年才真正启动,中间论证了四年,各部门对转基因发展的认识始终有分歧。特别是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管理,怎么把握尺度。环保部觉得要充分论证,一论证就有反对意见,一反对,国家就决定搁一搁。”黄大说。



  为缓解争议,国家在转基因水稻安全性的研究上投入巨大。中国农科院植保所所长吴孔明告诉本刊记者,目前通过审批的两种转基因水稻,90年代末就从科研层面完成了技术研发,剩余的时间,几乎全部围绕着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评价做工作。



  安全评价分为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实验等五个阶段。从本次获得“安全证书”的品种看,每个阶段需近一年,完成全部评价在五年左右。然而,最终却用了近十年。



  “主要是农业部考虑到转基因水稻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万无一失。即便研究单位自己完成了评价,农业部最后还得委托几家检测机构,将所有的东西重新做一遍。”吴孔明说。



  农业部在检测过程中扩大了实验范围,在不同地方进行检测,以保证结果更加安全。如“Bt汕优63”,除在湖北实验区有试验性种植,还在安徽、浙江、福建等地进行了安全评价。



  这些接受农业部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全国共有几十家,大部分在农业部系统内部,如中国农科院的水稻研究所。它们和研究单位没有利益关联。



  这些颇为谨慎的做法,在不少转基因专家眼中成了另一番景象。“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审批程序太过繁复,尽管2008年农业部提出简化,但并没有做。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产业化不是硬件问题,而是软环境跟不上。”朱祯表示。



  官方迟迟未公布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时间表。因此也有意见认为,在转基因提速的背景下,拿到“准生证”的转基因水稻很快就会广泛种植。



  吴孔明特别指出,转基因水稻的生产有《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种子法》两部法律管着。只有两部法律颁发的“准生证”都到手,才能开始商业化。现在只拿到“条例”上批准的一张,还要按照《种子法》规定通过品种审定。审定时间一般是两三年。



  不少国外媒体据此预测,中国转基因水稻将在“两三年内”开始商业化种植。吴孔明则表示,即使两三年后也不一定能开始,由于品种审定中还有一个淘汰机制。



  “就是让转基因水稻种子和其他水稻种子竞争,比得过,就通过审定。现在批准的是作为抗虫的转基因性状,但如果长得不好、产量低,还得换成其他水稻。”



  “底下也分不清哪些是转基因,哪些不是”



  即便拿到了“准生证”,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之路,仍蕴藏着不可预知的风险。



  在安全性评价时期,转基因水稻的种植规模有限,一旦商业化,种植规模迅速扩张,随着地区、气候变化等因素,整个生态学链条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带来什么结果,过去只是理论上的预测,在现实中需要根据监测动态,确定新的风险管理办法。”吴孔明说。



  黄大指出,在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管理上,现在中央一级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也算和国际接轨。特别是安全风险检测机制上,国家的体系相当严格,对于《安全性管理条例》已有的问题目前正在修改之中。“内容还不能公开,主要的目的是更有利于在新形势下,加快推进转基因作物的发展,同时又保障安全。”



  农业部有关部门告诉本刊记者,转基因粮油等主要作物的品种审定不同于普通作物品种,有关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将在严格可控制的条件下进行,具体办法农业部正在研究制定中。



  对于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农业部方面称“严之又严、慎之又慎”,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但是,监管最终还是靠地方,特别是大面积推广以后,地方监管的范围有哪些,具体怎么管,可能是个问题。



  这个“可能”出现的监管问题,对于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锋来说,已经是个现实问题。2005年4月,该组织经过两个月调查发现,湖北武汉市、武汉周边地区和松滋市等地方的种子市场、农技站和种子站,在非法售卖没有通过安全审批的转基因水稻,并很可能销售到湖北以外的南方市场。根据种子公司和农民提供的数据,综合估算,湖北2004年至少有950吨~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流入市场;2005年的种植面积至少为20000亩~25000亩。



  2007年9月,在位于怀化市的湖南省中稻区域试验田,绿色和平组织又发现:在农业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种实为转基因品种的水稻,冒充常规杂交水稻做了两年田间实验,并已进入最后的品种审定阶段,试图绕过转基因生物安全审定,直接获取商业化种植资格。



  “这些品种都是从国内的实验室里流出来。这背后自然有很多商业利益,而政府的监管似乎有些力不从心。”方立锋指出,一旦商业化种植放开,监管会更困难。



  黄大也认为,国内地方上对转基因的监管有点混乱。他说,不久前在国家发改委的一次会议上,还有人反映华南几省有不少国外转基因作物,没在国家登记就开始种植。



  “底下也分不清哪些是转基因,哪些不是。中央的条例到了地方,还得拿出一些具体办法,现在看来还是一个空缺。”黄大说,首要的是把地方管理体系建立起来,地方政府才能真正负责。■  (责任编辑:g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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