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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中国科学界的“鲶鱼”

时间:2010-12-20 00:00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 阅读:

  2010年9月3日,美国《科学》杂志刊发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共同署名的社评文章《中国的科研文化》。文中,两位科学家指出了中国科研经费分配的问题:“关系”起了太大的作用。他们认为,科研经费分配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正在减缓着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其中的问题,一部分要归结为体制,一部分要归结为文化”。



据说,该文3天内由中央财经工作小组翻译并交给了温家宝,并很快得到了总理的关注,温指示相关部门提出有关基金分配体制改革的建议,之后,众多普通学者和一线科学家都表示了支持意见。然而,到了11月,科技部忽然宣布:“今年9月,美国《科学》杂志刊登的《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涉及我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问题,我们认为与事实不相符合。”



在科技部声明后,接受《科学》杂志记者采访的饶毅很吃惊,他说:“我们的文章并没揭露什么新东西,只是公开了一些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这并不是中国的科学家在国际性学术期刊上对科技政策的第一次批评。



2004年11月18日的《自然》杂志中国特刊上,刊登了饶毅、鲁白、邹承鲁3位知名科学家共同撰写的《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文中,作者认为:“中国科技管理体制迄今远落后于经济,没有根本的变革,中国科技进步就被体制延缓。”除了直陈现行科技管理体制的弊端,他们甚至提出了解决方案:取消科学技术部管理研究经费的权力,让科技部成为一个咨询机构。然后,刊发批评文章的那期《自然》杂志在中国大陆被禁止发行。



2007年9月,神经生物学家饶毅还是放弃了自己在美国西北大学的讲席教授和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职位,接受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聘书,全时回国担任院长。



作为生命科学界第一位放弃了美国名牌大学讲席教授职位、全时回国效力的科学家,以及以直言著称的科技政策批评者,饶毅对当时前来采访的媒体说,他回国的原因是3个字:归属感。



中国科学界的文化冲突



饶毅,江西人,16岁入大学,是1978年的大学生;1985年,他接到了哈佛大学、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圣迭哥加州大学(UCSD)、爱因斯坦医学院4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他选择了旧金山加州大学,因为在那里,新兴的分子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结合得很好。



初到美国,最让饶毅觉得幸福的一个细节是:“可以自己住一个房间”。更独立的空间让这个“从小就是不大喜欢被人灌输权威思想的人”更蓬勃地生长着。他的活泼、勤奋使美国大学教授发现中国学生不都是默默动手的、不活跃思考提问的刻板印象,虽然,这位学生的直爽有时也会让教授不太高兴。



回到中国的第一年,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饶毅说,回国后,他的工作重点之一是教育。对教育的兴趣,一方面来源于,“教育是有长期影响的工作”,另一方面,这是一个坚持每天早上步行送儿子去北大附小上班的父亲。在一本黄色封皮的文集中,这位父亲讲到了自己去儿子的小学里客串的经历,他感慨:“谁要是说中国人没有原创性、不活泼,让他们到中国的小学里看看。”但他也有担忧,“我们的教育,应该避免把知识枯燥、刻板化,不要让他们变成低头背书的人。”



这几年,这位院长的博客更新不慢,他希望能够用那些文章传播一些东西。“博客文章需要多发,因为改变风气不能靠一两篇文章,得经常、不断地提醒。”



归国3年,被饶毅不断“提醒”的一个词是professional,他认为这是中国研究者缺乏的东西,  “体会到Professional,做事就不会太幼稚。”



Professional中,有理性的成分。在浙江大学年轻的海归教师涂旭新自杀后,这位和浙江大学毫无关系的科学家说,抑郁症有一定发病率,而且相当高,如果已经多次诊断过的忧郁症病人出现问题,不能诉诸群情激奋。饶毅理性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慎防廉价炒作



避免伤害死者冤枉活人”。并指出,不顾事实骂用人单位的舆论形势走下去,会让单位不敢雇佣有抑郁症倾向的雇员,造成对病人的歧视。



作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这位自称立场“中左”的科学家进行了他认为必要的改革,不强求速度,但温和地坚持推进,“虽然有各种矛盾和利益,还是要坚持,慢改革比不改革好”。



2008年,当饶毅准备关闭一个植物形态研究实验室时,实验室的原负责人,退休教师崔克明利用博客进行了反击。这位退休教师认为,关闭自己的实验室,是学院的短视,是不重视“基础学科”。也是用博客,饶毅作出了回应,学校给PI(实验室负责人)资助的要求是研究者要达到一定学术标准,而且,实验室负责人的决定权应该在学院,而不是由原负责人个人提拔。



这个故事的结果是,实验室顺利关闭,原有人员在实验室关闭后都得到了妥善安排,但故事本身却因其时髦的对话方式引起了科学家圈子的广泛关注。《自然》杂志认为,这是一场“中国科学界的文化冲突”,并评论说:“这一争论凸显出中国大学亟需修改其聘用政策”——是否要延续由接班人继承实验室的做法?



“做科学,要有点品味”



关于这个人,一位会议上邂逅过他的同行说,这是个“风趣的科学家”,“做科学不像是累死了要吃饭、要出名,而是举手投足之间透出对科学的兴趣。”



他的学生告诉我:“饶毅老师在科学上的点子都很fancy,就是都会很好玩,虽然不一定都能做成”。出入实验室,他偶尔会吹口哨。高兴了,在学生面前直接就唱起歌来,唱的是什么,大家却记不起了。他会鼓励学生各种各样的想法,甚至允许学生放着音乐做实验——只要不妨碍实验的正常进行。这种情况,在其他实验室“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我面前的这位“风趣的科学家”却是严肃的。或者,像一位最近与他接触过的记者所言:“一开始会觉得挺严肃的,但接触之后会发现挺好打交道的”——她始终未用“有趣”来评价这位科学家。



对科学,这个科学家很挑剔。他说,“做科学,要有点品味”,要知道什么是好的科学。



那么,什么叫“科学的品味”?



“做什么和怎么做,都有不boring的,比较有趣比较有创造性的东西,思路方法很巧妙的,就比较有品味。”



那么,什么叫思路方法巧妙?



“我们发现slit作用时,想证明是蛋白质浓度梯度而非绝对浓度影响神经细胞的导向。当时的一个问题是:浓度梯度如何获得?"



“在琼胶上摆了两个产生蛋白质的源,将神经细胞放在两者之间,只要不是正中央,就有个浓度梯度……既不用复杂的方法,也不用原有的方法,简单而巧妙地解决问题。”



“科学的品味还在于,不能只想着发文章,到好杂志去发文章,而是要想,如何试图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



“发表文章,发表好杂志的文章,其实比真正做好的发现要容易。有新鲜东西出来,你马上跟一下也可以把文章发表在好杂志上,但你并非original,意义不大。为了挤到某个好杂志的文章,需要很耐心地去回答审稿者的问题,如果都回答了,最后人家没办法,也会发你那篇文章。”



“把绝对配不上那本杂志的文章发表在那个杂志上,这样做,看上去很好看,好像很‘聪明’,其实很愚蠢。”他说,“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到这种粉饰太平的事情上,作为谋生还行,但不能经常这样做。因为这是在浪费智能、浪费资源,甚至浪费生命。”



“这样做,外行好糊弄,但是在同行中声誉却下降。”他说。



人物周刊:先从您跟施一公先生的那篇《中国的科研文化》谈起吧,有没有想过,在国际刊物发表这样一篇批评文章是否适当?



饶毅:没什么不适当的,在国际刊物讨论中国体制欠缺,代表中国的自省,在国际刊物讨论中国文化中的“关系”问题,代表我们的自信。自省和自信有益于我们和国内其他科学工作者一道参与和推动中国科学的发展。



人物周刊:但除了科技部的回应,好像有些人还认为《科学》是美国刊物,在《科学》发表这种文章,是挟洋自重、家丑外扬,您怎么看?



饶毅:我和施一公都不认为外国人比中国人高明。说得不客气一点,我们都做过外国人的老师,所以在国际刊物发文章,不是求助于外国人。有些人是知道的,我在国外至少两次公开批评过外国科学家做得不对的事情。我们这次写文章,是在外界看到中国发展很快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平心静气地说,其实中国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人物周刊:除了在学术杂志上批评,您好像还很喜欢在博客、大众媒体上说。



饶毅:嗯,有些人总觉得,说是说空话,做才是做事情。其实,说的事情只要是有道理有内容的,说就是做。我写文章或是接受采访,说的并不是我自己,是表达观点,要说的是意见、事情。从前大家习惯性地觉得好像上报纸就是宣传——谁成就了什么,谁多刻苦,诸如此类的,但我不感兴趣。我接受访谈是谈我认为,我希望……



人物周刊:国外的科学家都埋头做研究吗?



饶毅:我见过的、直接接触过的科学家不算少。科学家历来多种多样,中国介绍的科学家不过是少年儿童版。有些科学家说的东西比我多,多很多。英国的诺贝尔奖得主Brenner,不说话就不能理顺思路,也是一个特色。有生物学家还写长篇文章分析德国攻破法国防线的军事策略。智识分子,自然可以对超出自己研究的东西有观点。在中国,初级知识分子把对科学家不了解而画出来的科学家漫画形象,反过来罩在科学家头上,以为那就是科学家,其实比较可笑。



人物周刊:说说您在北大进行的改革吧,您好像说过,北大生科院里的经费分配要按照国际惯例,而不是按照发表论文的情况。这个惯例是什么惯例?



饶毅:系里的钱与国家的研究经费不同。系里给钱,一方面是启动时要给钱,另一方面是平时给——当你觉得这个人值得支持,外面支持的经费又不多时,系里该给些支持。这些经费支持,启动时大家都一样不行——做的事情不同,为什么启动经费要都一样。另外,平时的支持也不能说谁文章发得多,给他钱就多。他如果能申请到大笔的外面经费,系里还给他做什么?这就是国际惯例,系里的经费支持,要成就一个科学事业,而不是给一、二年级小学生发奖。



人物周刊:但如果没有硬指标去分配经费,必然会有争议。



饶毅:所以不能怕争议,要承担责任,作出决定。



人物周刊: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饶毅:我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哪些事情做不到,哪些可以争取。



要做事情,就不能怕矛盾。怕矛盾,不敢担责任,那容易,但那不是做事的态度。要做可能会有争议,会有人不高兴。还有,我觉得对的也说。有些人做了不说,因为怕说了就会被人揪住,说他错了。



人物周刊:您这几年经常说,中国文化缺乏Professionalism的概念,而且说,中国学术界缺乏Intellectual的气氛。能具体说说吗?



饶毅:Intellectual被译成“知识分子”,是对这个词最大的误读,它该是“智识分子”。知识只是Knowledge,它是必须的,但仅有知识还不足以成为智识分子。智识分子享受经常的智力生活、智力刺激。在UCSF(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一周有3次很好的学术报告,我很享受。国内很多学生一周听不到一次学术报告,就该觉得智力饥饿。如果不饥饿,那就要考虑是否适合做科学。



至于Professionalism更是个很大的题目,它和Intellectual都是中国没有的概念,所以我也就无法翻译这个词。它的中文解释——专业主义、职业主义,抽象到等于没说。举个例子:两个人有不同意见,争论起来,Professionalism就是不能把这种冲突扩大化,发展到打击报复。公事、私事要分开,Professional在很多事情上都有体现,体会到了这个词,做事就不会太幼稚。



人物周刊:除了曾经谈到过的,还有什么样的科研文化您觉得是中国特别缺乏的?



饶毅:合作。从前强调这一点比较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是中国急需的东西。国内的合作气氛一直比较差,合作这个概念在中国经历过矫枉过正,曾几何时,中国不能用竞争这个词。但现在是处处竞争,很多单位间竞争,单位内竞争。在科学界,竞争导致了合作很困难,有时合作成功了,可是为了争论文署名又出现矛盾和合作危机。



我是极力主张推动国内合作的,研究方面的合作,学生培养的合作。我申请的973,主要是给心理系和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实验室,他们研究做得很好,经费增加可以加强他们的研究。我们学院争取国家支持建立的研究平台,我主张和化学、工学、分子医学等其他院系共享,即便本学院老师有微词。其实,应该以经费使用对国家的效果来看,而不拘泥于学院利益,有其他院系参与是好事,可以使国家经费得到更好的应用。学生教育方面,我联合施一公、王晓东建立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生命科学学院3个单位联合PTN研究生计划,改革研究生培养,而且让学生共享这3个研究结构的师资和资源。



(问答部分内容是综合近两年对饶毅先生采访所得,未经受访者审阅)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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