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记者 杨中旭 王毕强）

2月15日，农历正月十三，北京春节气息仍浓。履新一个半月的美国通用汽车董事长兼CEO艾克森来访。此前一年，通用汽车在华销量达到创纪录的235万辆，首次超过其本土市场，而今年中国很可能助力通用反超丰田，重夺全球汽车业首位。

首次面对中国媒体，62岁的艾克森说：“中国是通用汽车王冠上的一颗耀眼明珠，在未来的10年、20年甚至是30年都将成为世界汽车市场增长最快的地区。”

这并非虚言，2010年中国汽车业产销双超1800万辆，稳坐汽车产销第一大国之位，并打破美国1700多万辆的年度纪录，改写了全球汽车工业历史。

而这远非艾克森在北京感受到的中国传奇的最强音。按照中国的发展规律，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大汽车集团对未来五年的产量预估总数已突破4000万辆，若按80％的产能利用率推算，到2015年“十二五”结束时，中国汽车业产能规模将应超过5000万辆。这究竟是合乎逻辑的加速发展，还是超乎想象的狂飙突进？

相关争论与答案，与3月3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和3月5日召开的人大会议核心议题紧密相关。

届时，人大和政协将审议国务院提出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根据此前中央有关会议公报，在总结“十一五”实践得失的基础上，“十二五”规划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对经济社会诸多关键领域的变革进行谋划，对中国未来走向将影响深远。

“两会”前夕，《财经》记者广泛接触参与“十二五”规划纲要讨论、起草的政经学界要人，追问未来五年中国从经济到社会、由增长及民生诸要害领域的变与不变，探求中长期中国民富国强之路、体制变局之道。

发展变迁：经济增长与民生幸福

中国普遍出现的“人口红利”时代面临终结迹象，倒逼地方政府加大社会投入，通过维护社会稳定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来提升劳动生产率

“十二五”开局之际，增长不是问题，民生挑战更大。

早在去年围绕“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讨论、起草过程中，要不要继续设定多项经济增长与民生幸福指标，即有激烈争论。自1996年“九五”计划实施起，经济指标占绝大多数，民生指标相对较少，而完成情况颇有起伏，每个阶段很不一样。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对比分析发现，“九五”、“十五”和“十一五”三个五年里，各项指标完成率分别为75％、64.3％和86.4％，其中GDP增长指标均远超预期完成，但民生指标的增加和完成情况，直到“十一五”才有所好转。

新华社2月20日播发的一篇通讯也印证了胡鞍钢的分析，该通讯称：“十一五”期间各项民生指标全部完成。而根据五年前开始实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下称“十一五”规划），总计22项指标，民生占据其中8项，分别为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镇基本养老覆盖人数、新兴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五年城镇新增就业、五年转移农业劳动力、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五年后看，其中前三项提前达标，五年新增就业岗位和转移农业劳动力（5500万）比“十一五”规划（4500万）多出1000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依旧处在5％以下；最后两项更是大幅超预期完成。

今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称，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而在“十一五”规划中，这两项指标分别为13390元和4150元。

不过，新华社等官方机构在总结“十一五”成绩的同时也坦承，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上述民生指标的完成情况，与他们的切身感受存在一定差距。

以居民收入为例，“十一五”期末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分别达19109元和5919元。即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2007年到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也高于5％的规划目标。但受物价、房价等上涨因素影响，不少机构调查显示，普通百姓感觉收入增长很不明显。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主任王萍萍表示，物价上涨减缓了收入的实际增长率。

而对于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足的抱怨与争议，以及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的不满情绪，形成了近年来困扰决策、考验执政的多重压力。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决策咨询与学界人士称，去年在讨论、起草“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时，增强民生幸福成为远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共识，在草案中有较充分反映。

而在去年底今年初相继召开的地方“两会”上，“让人民幸福”亦成为比GDP增速、固定投资增长等经济指标更重要的施政目标，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二五”规划中频繁出现。比如，北京提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庆宣示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这被外界解读为，一些有远见的地方政府唯GDP马首是瞻的政绩观有所松动。但学者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中国普遍出现的“人口红利”时代面临终结迹象，倒逼地方政府加大社会投入，通过维护社会稳定并提高劳动力素质，以提升中国的劳动生产率。

据一位参与“十二五”规划起草的学者估算，到“十二五”中期，即2013年前后，中国就业人口比重将达到峰值，在那之后，由于老龄化社会亦步亦趋，加上居民储蓄率可能有所下降，消费率逐步上升，应是无可逆转之势，为此需要决策未雨稠缪。

可资参照的国际案例是中国近邻日本与韩国。在“二战”之后它们亦曾维持20年左右的经济高速增长，其间的经济结构调整均面临诸多掣肘，而至为关键的正是人口结构变迁。日本在1969年、韩国在1988年渡过人口结构、亦是经济结构拐点，储蓄率和投资率下滑，在国民收入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日本、韩国均迎来了消费率稳步提升的时代。

中国能否实现类似的人口和经济结构的协调转变？不少研究者对此表示乐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一位学者表示，过去30年中国年度平均经济增长率约10％，在接下来的“十二五”及“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会下降，但转型会加速，一些“十一五”期间没有完成的经济和民生使命，届时或将水到渠成。

亦有学者对此颇为担忧，在他们看来，劳动力供应从充足到短缺的“刘易斯拐点”正逼近中国，妥善应对并平稳化解，尚需恰当决策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其中极为关键的环节是，市场经济能否得到更自由的发展空间，居民收入能否有远超同期GDP增速的大幅上升，而这应当是“十二五”规划最需要突破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本文来源：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