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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精彩人生--记中国神经科学奠基人之一张香桐

时间:2003-04-01 00:16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bioguider 阅读:
在中国神经科学界,有两位让后生小辈们好生敬仰、顶礼膜拜的人物,他们就是被一致公认为中国神经科学奠基人的冯德培和张香桐。半个多世纪以来,神经科学界的人士凡提起这两位前辈,总有点惟其马首是瞻的味道。上了年纪的,做学问的人都有体会,像他们两位,人品学问做到了这份上,那是真正的不易!而今,冯德培先生已逝世有年,张香桐先生还以94高龄而继续为科学事业有滋有味地生活和工作着。
  他本是农家子弟
  张香桐本是河北农家子弟,14岁那年,他深深爱着的母亲不幸故世,令他十分悲痛。就在那 一年,在私塾老师的建议下和叔叔们的支持下,他终于进了桥头镇小学。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他就读完小学,拿到了小学文凭,成了小马村的头号新闻人物。瞒着父亲,他又报考了位于正定县城的直隶省立第七中学,考试那两天里,他没有钱住县城的客栈,就在街上找了个摆摊的棚棚睡下,靠自己家烙的玉米饼子和街旁小井的井水充饥解渴。考完以后,他照旧回到村里帮父亲干活,直到发榜那天。偷偷跑去看榜的张香桐见到自己榜上有名自然高兴,但他绝没有指望父亲会继续让自己升学。还是在叔叔们和小学班主任老师的劝说下,父亲四下设法凑足了钱,张香桐总算实现愿望,跨进了日夜向往的中学大门。
  穷人的孩子能上学,对这样的机会自然倍加珍惜,在省立七中,张香桐的学习刻苦是出了名的,他的各门功课成绩在班内也自然是名列前茅。他的人缘也特别的好,在学校里,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
  天有不测风云,张香桐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读中学三年级那年,家里遭了火灾,全家赖以存身的几间屋子几乎全部被烧毁,闻讯赶回村里的张香桐,对着眼前凄凉的景象,对着愁眉不展的父亲和叔叔们,他心里隐隐感到,自己的读书梦已经做到尽头了。二话没说,他回到学校收拾行李,准备退学。
  "香桐,先别忙着退学,我们大家帮你想想办法。"同学们挺热心,也挺义气。没过几天,同班同学小梁说到做到,跑来向张香桐报喜讯。
  "有好办法了。我舅舅家正需要为几位表弟妹请家庭教师,我去跟舅舅说,你学问好,你就当这个家庭教师吧!"小梁的舅舅在保定府当官,家里财大气粗是不用说了。
  张香桐望着热心的小梁,他打心眼里感谢这些好同学。想了想,他红着脸说:"当家庭教师对我来说再好不过,只是我想等中学毕业后再去,要是可以的话,能否先借200元大洋帮我渡过难关?"
  他实在是觉得把握不大。没想到,小梁去跟他舅舅商量后,居然答应了这个条件,送来了200元大洋。靠着这200元大洋中的一半,张香桐一直维持到自己中学毕业,另一半送到小马村,帮助父亲和叔叔们渡过饥荒。
  中学毕业时,张香桐面临着一个难题,是继续升学念大学,还是履约去城防司令家当家庭教师他找到几位朋友商量,一番议论,大家想出了个绝妙的两全之策:
  家庭教师要当,这是为做人的人格;大学要考,这是为做人的前途。于是,张香桐报考了学费比较便宜的北京大学预科,并且顺利地通过考试,被北京大学录取了。
  但是,他没有去北京大学预科读书,而是留在正定当家庭教师,又让同学代他去北京大学报了到。于是,他一面在正定当老师,一面又在积极自学大学预科的课程,等到学期考试临近,同学把考卷从北京寄去,他做完了,再寄回学校。这就是张香桐不误履约又不误读书的两全之策。个中苦甜酸辣,张香桐惟心中自知。
  两年北京大学预科,张香桐当了一年半不上课的学生。直到最后半年,为怕此事被察觉,被学校取消升入本科的资格,他才央一位朋友帮忙代课,自己正式去了北京读书。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
  同年,上海"八一三"事变,不久,上海沦陷,南京告急。正在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神经解剖学实验室工作的张香桐和另一位年轻研究人员自告奋勇,负责将所内的图书仪器运送 内地。一天傍晚,日军飞机空袭南京,就在那次空袭中,研究所的一角被炸弹击中,张香桐的整个身子被埋在炸坍的废墟瓦砾中,所幸毫发无伤,个人惟一的损失是一副眼镜让冲击波吸走,下落不明。
  他在小岛上研究刺猬脑干
  张香桐在带着中研院的图书仪器逃难期间,总算也有几次稍作喘息的时候。第一次是从南京到阳朔后,他们曾经停留了几个月;第二次是从桂林经柳州,到了广西的三江口--丹洲,在那里又有半年时间的停留;第三次是从丹洲到良丰以后。
  柳江是广西境内一条美丽的河流,丹洲便是柳江上游的一个江心小岛。这是一个住了几十户人家的名副其实的小岛,当地民风淳朴,加以景致优美,如果不是战乱,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读书治学的好去处。张香桐就在那个小岛上一座空无一人的破庙里住了下来,看守着那些比性命还要宝贵的图书仪器。
  当他意识到自己将会在这个小岛、这个破庙里住上一段时间时,他想到了因战乱而中断的研究,幸好,显微镜和一些常用的实验动物的脑组织连续切片标本他都随带在身边,那是因为,他早就想到,战争不会是短期的,在逃难中如果有条件,可以抽时间做点观察研究,至少不会让知识和业务荒废掉。于是,就在破庙大殿的一个角落里,张香桐摆起了一张方桌,他 把显微镜和脑切片在桌上一字排开,心无旁骛,有滋有味地做起他的研究工作来。
  就在那半年的时间里,在那个小岛上,在那座破庙里,张香桐完成了关于刺猬脑干内细胞核团的组织学观察,绘制了40多幅与之相关的写真图,完成了一篇关于这一观察研究的专著。最重要的是,就在那段时间里,他以整段的时间对神经解剖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学习,对这门历来被人们视作枯燥乏味的学科,进行了集中攻克,从那以后,他已经能够做到,对每个神经结构及其周围组织的关系,熟悉到就像自己从小住惯的街区里弄一样,轻车熟路,了如指掌。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香桐在集市上买到了穿山甲,他就地取材,对这一神经系统十分特殊的贫齿类动物的脑结构展开了研究。就在对穿山甲的脑外部形态和组织切片的研究过程中,他有了新的发现:原来,穿山甲的锥体束交叉的水平高过其它的动物,而且显著地浮现在延髓的腹侧表面,用肉眼就能看到!
  这是任何动物身上没有的现象。这也是从未有人记述过的现象。
  飞往加尔各答的惟一一名乘客
  1942年,张香桐正在贵阳安顺军医学校任教。一天,他在图书馆里读到一本约翰•弗尔顿写的《神经系统生理学》,觉得大有收益。在后来的一次聚会上,他表示了希望能在弗尔顿实验室进修的愿望,不想竟招来同事们的讥讽,有人笑他是"痴人说梦",更有人毫不掩饰地嘲弄他:"像你这样的穷光蛋,要是能够去美国留学,太阳一定会从西边儿升起来。"憋着一口气,张香桐鼓起勇气,给弗尔顿这位享誉遐迩的神经生理学大师写了一封毛遂自荐的信。其实,他本人对此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信寄出后不久,他就把此事遗忘了。
  3个月后,他突然收到了一封国外来的电报。一开始,他还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一个农家子弟出身的人,哪来的海外亲友?他以为是邮递员搞错了,所以,他都没有拆封,当场就退还给了邮递员。"请你送给药物学系的张鹏冲教授吧,他有不少海外关系。"一个小时后,邮递员转了个弯,又回到了他那里。
  "张鹏冲教授说,这份电报肯定是给你的。"
  这下,他变得认真了,一边拆开电报,一边极力地在记忆库进行着搜索。
  电报内容很简单,只有三个英文单词:
  "Yes Letter Follows"(意即:可以,余言见函。)
  这时,他终于记起来了,3个月以前,他曾在一气之下,给弗尔顿教授发去过一封信。看来,太阳真要从西边儿升起来了。
  自收到那封电报以后,他开始真正重视起求学一事来。他日盼夜盼,期待着那个不再是痴人说梦的结果。
  又过了一个月,他翘首以盼的回信终于来到。按照惯例,那封信函是由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弗朗西斯•布雷克签署的。信函内容为,对张香桐的申请表示欢迎,并准许他以访问学者身份在学校生理系工作,并承诺为他申请一份奖学金,足以维持他在美工作期间的全部生活费用,路费则由他自理。
  变卖了衣服、书籍,最后,连珍藏了多年的一部善本书也一并卖出去了,张香桐终于凑足了赴美的路费。而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战时陪都重庆,敲开了无数个衙门,填写了无数份表格,靠着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弗朗西斯•布雷克签署的电报和信函,总算在半年之内办妥了出国手续。
  1943年元旦前夕,西方人最注重与家人团聚的日子,一架从重庆飞往印度加尔各答的军用运输机上,走进一个惟一的乘客,他就是前往美国耶鲁大学深造的张香桐。
  1946年,张香桐以优异成绩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对大脑皮层研究的贡献日益显著。神经细胞的纤维有轴突和树突两种,轴突的传导神经冲动之功能广为人知,树突之功能至五十年代仍是知之者甚少。张香桐用当时的先进技术记录大脑皮层单位电位,着手研究树突的功能,被认为是研究大脑皮层树突功能的先驱者。多年以后,这位著名脑科学家又以其卓越的研究成果被国际同行推崇的"神经生理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1992年国际神经网络学会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他始终没有忘记弗尔顿教授对他一以贯之的关爱和教诲。
  弗尔顿教授夫妇没有子女,他们把张香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和照料,张香桐在耶鲁大学学习和工作了十多年,几乎每年的圣诞节都是在弗尔顿教授家里度过的。
  一代神经生理学家弗尔顿于1960年病逝。
  1980年7月15日,张香桐赴美国波士顿参加1980年度的世界茨列休尔德基金会为包括他在内的4位国际科学家举行的颁奖典礼,通过基金会的精心安排,他得以与师母弗尔顿夫人在颁奖会场上重逢,一别20余年,弗尔顿夫人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非常高兴,我能看到你的帽子上又多插了一根鸡毛!"(印第安习俗:凡对本部落作出过重要贡献者,每立一次功劳,均由酋长亲自在其帽子上插一根鸡毛,以示表彰)
  祖国在他心中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远在美国纽黑文的张香桐得知喜讯,频频给国内亲友写信,表达自己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闻国内解放后的新气象,甚感兴奋,我恨不得一步跳回去,参加这个新建国运动……我急于想报效祖国呀!"
  1950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包括张香桐在内的许多中国科学家想要通过美国政府批准回国的计划成为泡影。张香桐一等就等了5年!
  1955年7月,张香桐得到一个去北欧讲学的机会,一个计划在他的心中开始酝酿:取道北欧,返回祖国。他把这个打算告诉了他素所信赖的弗尔顿教授,弗尔顿凝视着眼前这个淳厚朴实的学生,十分诚挚地说:"香桐张,你应该回去,去为你的祖国服务!"
  张香桐也把自己的这个打算告诉了房东休斯夫妇。这对善良的美国人显得恋恋不舍,他们一再地挽留与自己相处多年的中国房客:"这儿不是挺好的吗?这儿研究条件好,生活也安定舒服,还是不要回去吧!"
  他们说的全是实话,但还是留不住张香桐。张香桐一直记着那位心理学家巴甫洛夫说的话:"无论我在做什么,我一直在想,只要精力许可,我就要首先为我的祖国服务。"
  1956年,张香桐到达比利时,他将在那里参加一个国际生理学会议。自然,他在此前,已经做好了回国的一切准备。离开美国前,为了避免引起美国政府的怀疑,张香桐启程赴比利时时,在美国所有的积蓄、家具和藏书都没有动,只带了一些换洗的衣服,一套做实验用的电子仪器。颇有点故布迷阵的意思。
  比利时国际生理学会议后,张香桐又继续在北欧诸国讲学,寻求回国的途径。时至金秋,瓜熟蒂落。经过不懈的努力,在欧洲的一些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张香桐终于经芬兰的赫尔辛基,转道东欧和莫斯科,顺利回到北京。
  祖国和人民对冲破重重困难归来的游子表示了热忱的欢迎,张香桐刚刚回到北京,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就设下家宴招待他,而后,陈毅副总理代表周总理接见了他。党和政府的关怀,如阵阵春风拂面,温暖着这位久离故土的游子的心。
  是啊,在自己的祖国,张香桐处处感受到的,是春天一样的温暖。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久,张香桐在方方面面的支持下,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建立了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实验室,这也是新中国第一个脑研究室。6年后,也就是1962年,在张香桐的带领下,又建起了神经组织培养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已经能够成功培养成活人类大脑皮层单个神经元。
  八十年代第一春,乘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经国务院批准,张香桐期盼多年的脑研究所宣告成立,张香桐以73岁的高龄出任第一任所长。
  八十年代,当年在美国名校任高等教职的张香桐再度受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邀请,获特别荣誉研究席位。
  今天,张香桐已年届94,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大科学家了,但他仍时时记起当年在中央研究院当助理员时,心理学研究所老所长唐钺先生说过的一段话:"你们坚持去做自己选择的研究工作,干它个三五十年,即使你是一个庸才,也会变成专家。因为到那时候,你在某一学术领域内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将会比别人更多,你自然就会成为一个专家了。”(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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