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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界的急功近利

时间:2005-04-01 11:40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bioguider 阅读:

中国科学界的急功近利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科学界的急功近利

  弥漫在中国科学界的浮躁之风表明,中国的科学家还缺乏科学的自由空间

  ■文/刘溜 钱丽花

  吴瑞,美国康乃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系教授,选取2000年为一个样本,做出如下估算——该年中国大陆生物学家的数量、政府资助的生物学实验室数量、以及在此领域发表的论文总数,
与美国同类数据比较,结果大致相近;但是,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发表的具有国际水准且较高影响力的论文,却不到美国学者的4%。

  现实情况是,中国学者的绝大多数论文发表在国内杂志上,只有极少数发表在具有高影响力的国际杂志上。

  科学家的“人头税”

  “给你钱,就得在一定时间内出成果”,这是中国科学界的一种习惯心理和做法。

  “我们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罗跃嘉说。他研究的是人的意识问题,属于基础科学。

  罗跃嘉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申请到的基金是500万元,10个课题组在3个方向上做,要求是必须在3年内完成3篇论文。现在他们已经发表了3篇论文,其中一篇发表在《美国科学月报》上,但实际上这些论文是由于有先前延续下来的工作基础,因此完成得比较顺利。

  最近罗的小组又争取到1000万元基金,要在2到3年内完成课题,成员们都觉得时间非常紧迫。“实际上,真正要得到有价值的成果,需要长时间地积累。”罗跃嘉说。

  中国国家天文台的著名天文学家李竞对此感慨颇多——科研室一年完成多少任务量都有具体数目;每个研究人员一年必须完成多少篇文章,也是有要求的,“我得拼命完成指标,整天为发表文章着急。”

  李竞把这形容为科学家的“人头税”,“科学人头税”的直接后果是,大家都竞相去做马上能出成果的项目,甚至以大化小,把一篇研究论文拆成好几篇发表。

  “这种行为在各种学报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李竞说。在天文领域内,有相当多的题目是旱涝保收的,天上有那么多星星,观察一个就能出成果,但这种成果水平是有的,却远远谈不上高质量,离创新就更远了。很多科学家就这样把精力和时间投入到这类平庸的、重复性的工作中去。


  科学为什么如此浮夸

  中科院微生物所教授周培瑾介绍,在SARS肆虐期间,一些科学家曾经夸口自己能在几个月的时间内研制出疫苗或药物。这完全有悖科学规律,但他们不这么做,可能就争取不到研究经费。

  “基金的申请、评级、评职称,都要跟论文发表数量、‘出成果’的速度挂钩,还要跟各种奖励挂钩,”中科院院士、中国“虚拟人”研究的学术带头人钟世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这种政策导向使相当一部分年轻的学者有了急功近利的毛病。“现在到处都在抢基金、抢评奖、抢学术团体的名誉地位。但其实一个科学家一辈子有一两个有方向的、规律性的科研成果就很不错了。”钟世镇还认为,科学浮躁之风盛行,一些新闻媒体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以自己研究的领域为例:数字化虚拟人,就是用计算机技术来研究人,现在这个项目还是刚刚开始研究,但是新闻煤体频繁炒作后,如同工作已经完成了一样。新闻发布会上,不少媒体一报道就是5个“国际上的领先。

  “不顾客观实际的评价,自己拔高自己,媒体也帮着拔高,这都不是好现象——但他们这样做,却可以帮助自己获取基金。”

  这种争功夺利的做法,还滋生了另一种现象:学术团体各立山头,缺乏合作,造成科研人力、物力的重复性浪费。

诺贝尔奖不是安排出来的

  科学需要规划研究的大方向,但过于细致的“规划”和“安排”,是急功近利的另一种表现。


  “国内喜欢组织大项目,对基金的运用管理非常仔细,你要说出你的基本路线、实验方法、研究步骤等等。”罗跃嘉对此提出异议:“这种做法,我个人认为还是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和科学规律不一致。”

  “上世纪末,国家安排了当时认为是精英、能出成果的一批人,叫做‘二十一世纪人才’,政策优惠、基金优惠、物质优惠,但是不是这些人都变成了学科带头人呢?我不敢说是全盘失败,但我认识不少人,当年曾是其中一员,现在却没有什么作为。”李竞说,以人为的政策倾斜催生世
界水平的成果,这种手段已经用了几十年了,现在应该坐下来检讨。

  相比之下,国外也有“规划”,但只是确定研究的大方向;更注重的是科学家个人的发挥。

  “他们只要觉得你有能力就把钱给你,怎么做是科学家个人的事情。”罗跃嘉说。而科学史上的很多重大发现,都出自于科学家在个人兴趣方面的研究。

  “科学,不是你要我做什么我就能做得出来,你不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不出来。诺贝尔奖就不是规划出来的。”中科院微生物所教授周培瑾遗憾地说,中国的科学家还缺乏科学的自由空间。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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