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慕明谈“科学家的责任心” 　　

    最近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所的蒋辉、郭炜、梁新华三位同学的论文被《细胞》杂志接受了（指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院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小组在2005年1月14日出版的美国《细胞》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编者注）。国内的工作在《细胞》杂志上发表，25年来还是第一次。

　　三位同学工作之努力是很明显的，饶毅老师的指导也很有功劳，但主要的成功还是实验工作的成功。在实验科学界常常有人说，“设想不值钱，实验最值钱”。设想大家都有，大家都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谁把实验工作做成功、做完整，谁就有主要贡献，谁就可以达到《细胞》杂志的标准。

　　我看很多实验室的课题，常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被自己的数据信服，对自己得到的结果常常不够有批判精神。一般的课题，开始时总有一个基本现象，根据这个基本现象提出一个假说，然后就围绕这个假说做实验。但在做实验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些数据很合你的假说，有些数据不合，常有的做法就是把不合的数据放在一边，合的就相信了，认为自己的假说果然被证实，而且继续朝原来的方向做下去，有反证也不认真对待，这到最后很可能走上歧途，因为你的假说可能有问题。

　　我们常常强调要出好文章，其实出好文章不是目的。现在，几十年社会运动遗留下来的浮夸风，在科学界仍然盛行。做出一点小成绩就是世界领先，有多大突破，对社会有多大意义。我们要做一个榜样，把不浮夸、脚踏实地、严谨地做科学的态度在中国神经科学界好好建立。这才是我们出好文章的意义。

　　我们有没有社会良心？是不是只为了自己成名成家出好文章？我相信不是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做的工作，从长远来说自然会有社会意义，尤其是神经科学的工作很容易联系到神经系统疾病、退行性疾病等问题。工作做严谨了，自己相信，别人也相信，到这个时候做出与疾病相关的、有突破的工作，才会有人认真对待，才能真正达到有社会意义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不会树一个大旗，说我们要解决早老性痴呆、帕金森氏病。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疾病没有兴趣，不愿意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条件还不成熟。

　　我们有些科学家动不动就为自己的项目向国家索要大笔的经费，没有想想做这种研究到底是否真正能解决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一些基本功都不具备的实验室投入大量资金，这对社会是多大的浪费！我想提醒这些科学家，去看看我们社会现在的情况，看看农村的情况。你买个大仪器放在实验室不能好好用，这笔钱可以养活多少困苦的农民？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浮夸，谨慎地使用科研资金，好好做科学，是我们做科研人员的一个基本的社会良心。

　　讲到这里，我还想讲一些心里话。我们这一代年轻的朋友们对社会上的事情不关心，看到的就是上海、北京繁华的一面，心里盘算的都是自己实验室、工作上的事情。作为一个科学家，关在门里做你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吗？

　　这不是唱高调。有时候我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学发展有些阻力，但是几千年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就是不能只顾自己，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到现代，“五四运动”以来要民主、要科学，这都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个传统应该继承下去。而且最重要的不光是批评，要求别人做好的事自己首先要做好。

　　现在大家不满的事很多，批评的事很多，对自己的要求却不够。我经常会听到一些科学家说：“腐败现象在中国到处可见，上亿元的钱很容易地就被浪费掉。现在政府愿意投资科学研究，这些经费不拿白不拿。如果你不拿这些经费，同样会被别人浪费掉”，“与社会上可见的腐败相比，科学家用科研经费款待朋友、公费旅游等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即便从科研工作上讲，在神经所也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有些经费被轻易地浪费掉，只是因为我们在开始实验前没有认真的思考与计划，在订购仪器前没有认真考虑购买的必要性和仪器的使用率。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应该从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开始。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们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良心，如果我们自己都腐化了，我们还能期望我们的社会不腐化吗？现在我们的社会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所谓的“圣人”、“烈士”，而是绝大多数人能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让我们从争做神经所的“好所民”开始，然后尽可能地去影响我们周围的同事、我们的朋友，在科学界、在这个社会成为好公民。

　　（蒲慕明，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外籍所长，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神经生物学讲座教授，柏克利分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系神经生物学讲座教授。本文根据他最近在中科院神经所全所大会上的讲话编辑整理。）

　　《人民日报》 2005年02月17日 第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