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眼中的中国科技创新

        我们要创造条件，而不是给年轻人计划好他们的道路

        戴维·格罗斯：创新是很难计划的，你不可能计划可以想出什么新的理念，因为新的理念是不断更新的。但是我每次来中国，我都会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中国很明智，一直为未来做投资。中国正在积累大量的人力资源，中国也在制定重大的政策和计划。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你们可以制定很多决策，这样就可以促进新思想的产生。基础科学是一个基础的学科，当然创新是从下至上来运作的。创新通常是由好奇心来驱动的，创新是不可预见的，所以才有了发明、创造，年轻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年轻人可能在创造发明之前都是无名小辈，所以政府可能不知道应该支持哪些年轻人？那么领导人和决策者能做什么呢？能做的就是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来促进创新，来塑造创新的文化。

        我想强调的是，真正的创新是不可预见的、不可计划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模式、开放的机会，而不是只提供单一的道路、单一的模式。我们也可以开展不同的实验，同时在不同的模式中进行不同的实验，并且允许实验失败。我们要允许年轻人去想出新的思想，我们要允许他们失败，以促进他们成功。

        在文化层面，我的想法是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他们好像不愿意去承担风险。他们想要成功，他们一直被告知成功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要促进创新，没有一个成功的答案。年轻人需要自己去寻找成功的答案。我们需要创造条件允许年轻人在不同的方向进行研究，而不是提前给年轻人计划好他们的道路，不允许他们失败。

        （人物简介：戴维·格罗斯（David  J.Gross）1941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1966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2004年与美国科学家戴维·波利策（H.DavidPolitzer）和弗兰克·维尔切克（FrankWilczek）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对量子场中夸克渐近自由过程中的开创性发现，他们发现量子场中夸克渐近自由现象，构建适用于所有物质的“万有理论”。）

        如果创新不转化为成果  所谓的创新没有意义

        乔治·斯穆特：创新不只是发明或者发现，实际上也包括把研究的成果转化为产品，用到产业当中。如果我们不能走这么远，不能转化为成果，所谓的创新没有意义，也难以保证这个创新的文化能够持续下去。大学的知识、研究机构的知识，不仅仅包括发明和创造，也包括转化的能力，所以我们也提醒学生和研究人员这一点。同时还要考虑环境，这方面经常被忽视。我们从事研究的人都知道，当构成一个元件或者一个产品的所有部分都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真正的产品，也就是说我们也需要能够推动创新的方方面面的条件都具备。

        在这种创新的文化和环境里也包括很多方面。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有人才，也就是人力资本。我们应该给中国的这种从业人员提供一个新的文化概念，不仅仅要努力工作，同时要有一种聪明的方式来工作，这样促进创新的发展。我参观了很多学校，包括天津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我看到很多学校和研究所都有这样一种氛围。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让学生和研究人员明白教育为了什么？基础是什么？

        中国现在已经广泛参与国际合作，也在努力了解其他国家和其他地方的人们做什么。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正在再一个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上走，也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条件，重要的是如何进行再创造，再发现。那么中国能做到这一点吗？答案不是很确定。因为整个创新的氛围和文化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建立起来，但是中国人已经在努力。这样的理念也是可以被教育、被提升的。只要我们能够把创新的各方面条件聚集在一起，这个任务是可以实现的。

        （人物简介：乔治·斯穆特（George  Fitzgerald  Smoot  III），1945年出生，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物理学教授，天体物理学家、宇宙学家。乔治·斯穆特和约翰·马瑟因“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黑体形式和各向异性”而分享了20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使用COBE（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  宇宙背景探测）卫星的工作，有助于巩固宇宙大霹雳理论。据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记载，“此COBE计划，堪称是宇宙学步入精确科学的一个起点”。他是柏克莱的物理教授。在2003  年，他曾获颁爱因斯坦奖章。）

        用高薪在一些重点领域吸引和留住重点人才是必要的

        罗伯特·蒙代尔：在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当中，如果你在科技水平上不及其他国家，而又要加强创新实力，培养出更多的创新人才。所以说人才非常重要，如果你引进了这个技术，却没有人来认，没有人懂，这个技术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处于知识前沿的国家通常也有大量的人才储备，这样才能够使两者有效地结合，实现更深层次的发展。

        在中国，我经常被人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顶级大学？如何为世界级的大学定义？我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我想世界级的大学应该有高质量的毕业生。什么是高质量的毕业生呢？他们应该走在知识的前沿。最好的大学通常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学生，他们要么从事商业，要么进行研究。接下来就是如何发展世界级的顶尖的大学？我想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除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推进创新我们还需要大量的人才。

        目前中国的许多大学在大学排名上还落后于美国的很多学校，如果要想在中国打造或者在北京打造世界一流的大学，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不是说在所有领域都做到最好。教育是一件成本高昂的事情，但我觉得比较实用的和有效的方式就是，先使得中国顶尖的几所排名考前的大学能够达到欧美顶尖大学的水平。我想北京也应该有一两所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大学，那么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可以重点开发一至两个具有优势的领域。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想在发展教育和培养人才方面思路也是相似的。比如说，纽约大学为了吸引人才提出了高薪政策，当时他们重金聘请高级技术人才，年薪达到13万美元左右。我们在一些重点领域吸引和留住重点的人才，使他们与学生有密切的合作推动创新，推动前沿技术的开发，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我想从长期看，这可能是一个更加有效的培养人才的方式，这样也会提升学科和院校的效率，使更多的人汇集到这里。

        （人物简介：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lexander  Mundell，1932年出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博士，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名誉博士和名誉教授，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联储顾问。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首创者，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誉为“欧元之父”。）

        ■对话背景

        诺贝尔奖一直是我们眼中的科学界最高峰，而诺贝尔奖获得者则以其杰出的科学贡献和科学精神，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日前，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共邀请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位世界著名科学家来京参会。

        在会上，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英国皇家协会理克里斯·卢埃林·史密斯称赞近年来中国的科研投入增长迅速，发表论文被引用的数量大幅增加，并表示未来这些指标还会上升。截至2009年，中国的研发总投入已居世界第四位，研发人力资源总量居第一位，国际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五位，全球科学引文索引（SCI）排名居第二位。

        然而，我国的科技创新环境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对于中国的科技创新环境，诺奖得主们怎么看？欧美国家的创新政策是怎样的？对我国有什么借鉴意义？他们眼中的科技创新需要什么？ (责任编辑：g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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