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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4月4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中国巨型望远镜路在何方》一文，文中详细报道了部分学者主张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来发展中国天文大设备的观点。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中国天文大设备的发展正处在一个转折点

2010年11月，交通部原总工程师凤懋润、铁道部总工程师何华武和我应邀赴港澳作报告。凤懋润在报告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上海计划建设黄浦江大桥时，面对国内外对中国人是否有能力自行建设特大跨径现代桥梁的质疑，一部分人提出请日本专家设计、日本公司承建。我国老一辈桥梁专家李国豪先生得知后非常着急，他给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写信，表示中国桥梁专家有能力设计这样的大桥，希望中国自己来设计和建造。江泽民同志接受了李国豪先生的建议。日本人得知后惊叹：我们丢掉了一个大市场，丢掉了一个发展桥梁技术的好机会。而中国的桥梁事业却蓬勃发展起来：1991年上海南浦大桥建成，1993年上海杨浦大桥建成。改革开放初期长江上只有3座桥，现在有129座，还建了杭州湾跨海大桥，正在建设港珠澳大桥，并计划建设连接海南岛的琼州海峡跨海工程。如今，国外的一些桥梁工程也在请中国专家参与建设。

听了凤懋润的报告后，我久久不能平静。李国豪先生的信和江泽民同志的决定是我国桥梁事业的转折点。联想到我国天文大设备的建设，不也正处在这样一个转折点吗？

再看看其他高技术领域：从“两弹一星”到现今的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铁路（青藏铁路、高铁）、水利（三峡工程）、造船，无一不是以我为主、奋发努力的结果。在这些领域，我国都已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欧洲南方天文台（ESO）发展天文之路

2005年，我和崔向群院士在南京听过ESO台长Cesarsky关于ESO发展历程的报告。她说，尽管欧洲和美国是友好的，但欧南台的建立就是为了发展欧洲的天文学并与美国竞争。ESO建立之初首先建造了3.6米望远镜，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建造8米望远镜而建造了3.5米新技术望远镜，90年代建造了包括4架8米望远镜在内的VLT，与美国两架10米凯克望远镜相竞争；现在他们提出建造超过美国的39米望远镜计划。当然，ESO也参加与美国合作的项目如ALMA，但他们发展天文主要是自己建设备。

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要有竞争，竞争是科技进步的动力。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国家和有自尊心的科学家都应当有与先进竞争的雄心。

中国有能力建造天文大设备

创新是有没有能力建造大设备的重要标志。在我国，老一代的仪器中，光电等高仪、太阳磁场望远镜、2.16米望远镜的折轴系统都是创新的；新一代的仪器中，LAMOST、FAST、21CMA、HXMT等也都是创新的。LAMOST镜面的总面积等于一架7.8米（国际上当前最大的是8～10米）的望远镜，LAMOST创造性地掌握了大望远镜中关键的主动光学技术，我们已和美欧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参观LAMOST后，欧南台42米（即现在的39米）望远镜项目经理表示，中国也有能力建造42米望远镜。

我是赞同国际合作的，但我的观点是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在这样的前提下，参加国外为主的大设备，我也不是一律反对，恰如ESO在以自己为主的前提下，也参加美国合作项目ALMA。但我国的人均GDP还很低，许多涉及国计民生的地方需要用钱，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得到很多钱去发展天文。目前我国科研经费远未多到可以拿出巨额经费去解决西方大项目的经费缺口。我国自己有很多重要的大项目要建，有很多科学目标上有新意的项目（包括下一步将会陆续提出的）要上。另外，国外项目中的核心技术对我们是保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赞成只花较少量的钱去参加国外为主的项目。

从空间天文看自己掌握高技术的重要性

正因为中国掌握了航天技术，我们才有了发展空间天文的基础。由于我国要建设空间站，一批重要的天文设备就有望安装在上面。

本文主要针对地面光学红外大设备，对射电和空间天文设备的发展，我的看法也应当是“以我为主”。

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日前组织了主题为“我国天文大设备的现状与未来”的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参会的是中国科学院天文方面的院士和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会议最后进行了意向性测评，大部分与会者赞同中国天文大设备的建设应走“以我为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