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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卫报》9月2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低粮价时代可能已经结束。过去十年见证了廉价石油的终结，而今年夏季玉米、小麦和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预示着廉价粮食时代的落幕。

石油和粮食价格上涨是市场力量的典型体现。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需求上升，而供给却受到限制。对原油而言，供给限制包括伊拉克战争、对伊朗的制裁以及部分油田枯竭而新油田尚未投产。类似的需求变化也影响了粮食价格。这并非因为世界人口每年增长1%，或中国经济年增9%，而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对高蛋白西式食物的需求增加。中国、印度和巴西的肉类消费上升，而生产1公斤牛肉（或4公斤猪肉）需要7公斤粮食，从而推高了全球需求。

尽管农民生产效率提高，增加了土地产出，但仍不足以抵消两个负面因素：美国和欧盟的政策将大量玉米用于生物燃料生产，以及天气导致的歉收。据世界银行预测，未来20年农业生产力需进一步提升。全球每年新增7000万人口，到2030年粮食需求将增加50%，而人均耕地面积将持续下降。

文章认为，各国央行不太可能因高通胀而收紧政策，因为这会削弱消费者购买力。但央行不能认为价格上涨是暂时的，因为粮食储备已处于低位。若2013年歉收，价格可能飙升，引发恐慌性抢购、出口限制和粮食骚乱。有报告指出，美国未来几十年将面临更严重的干旱。

基于此，西方应重新评估生物燃料政策。美国2011年用1.2亿吨玉米生产乙醇，联合国粮农组织已要求减少玉米用量以满足食物需求。美国可再生燃料标准要求2012年生产1520亿加仑生物燃料，其中134亿加仑可能来自玉米乙醇。牲畜和家禽养殖场站在反对该标准的第一线。

发达国家重视生物燃料，是因为这看似是一种“无成本”“无痛苦”的应对气候变化方式。粮食增产意味着每年有足够余粮生产乙醇，西方消费者无需改变生活方式即可为环保做贡献。但这一假设值得怀疑。

解决粮食问题需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入手。限制需求的方式包括控制人口增长和减少肉类消费，但两者均不易实现。短期供给对策是寻找生物燃料替代品；长期对策是在人口增长和粮价上涨压力下，大幅提高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低产地区的土地产出。高粮价的一个好处是农民能买得起肥料。

富达投资的研究表明，可通过高科技优化种子、用水和施肥，实现精细农业，并利用生物技术和转基因作物增加供给。在发展中国家需求增长的情况下，这被认为是“环境上可接受的选择”。但这一说法有待验证，不过富达明确了一点：我们必须做出艰难抉择。

目前的假设是，在人口增长和人均肉类消费增加的情况下，可通过减少耕地来实现气候变化目标，从而避免采用可能增加粮食产出的科技成果。这纯粹是幻想。要么通过更密集的农业（利用所有科技）满足更大、更嗜肉的人口，要么通过低产出（更有机的方式）满足较少、少吃肉的人口。两者只能择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