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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已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农业科技对“三农”发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突出。本文基于对中国农业科学院、辽宁省、重庆市的实地调研及与50多位专家的座谈，就贯彻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落实农业科技创新提出看法和建议。

一、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的任务十分紧迫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农业科技创新是实现粮食持续稳定增产的根本途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而依靠水土资源和化肥增产的余地越来越小。2011年粮食连续8年增产，单产提高贡献率达85.8%，但潜力有限。今后仅靠传统农业科技难以支撑持续发展，出路在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农业科技创新是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强大动力。我国农业正处过渡阶段，产业化经营初步形成但科技含量低，小规模生产仍占主体。关键要通过科技创新突破资源瓶颈，转变发展方式，建立持续增收长效机制，实现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

农业科技创新是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全球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灾害偏多，水土流失、农田污染等问题未有效遏制。必须通过科技创新提供资源高效利用、耕地保护、精确施用、生物灾害防控、生态农业等技术，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技术体系。

农业科技创新是迎头赶上世界农业科技革命的客观需要。当前应着重三方面创新：以生物技术为核心，通过转基因育种等培育新品种；农业信息技术突破，促进信息处理、数字农业、专家系统等技术渗透；对工厂化种植养殖技术进行创新，发展高效集约型农业。

二、正确把握农业科技创新的差异性特征

农业科技创新具有公共性、地域性、长期性和风险性特征。公共性指服务对象是千家万户农民，创新成果需廉价应用，不能仅靠市场机制，需政府支持。地域性指受地理气候、自然资源制约，措施和程序带有显著地域性。长期性指动植物育种需多代遗传筛选，周期长，如小麦育种需7-8年。风险性指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交织，发明创造难，应用受推广组织、自然地域、农民素质等多因素影响。

三、我国农业科技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仅53.5%，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约40%，远低于发达国家。虽拥有最大农业科研体系，但创新能力未充分发挥，突出表现在大宗粮棉油育种创新不强、机制不活、管理不科学等。

农业科研投入总量不足，科研人员“创收大于创新”。农业科技公益性地位未在财政中充分体现：投入强度低（0.77%，远低于全国1.7%）；财政基本支出不足（农业部三院保障率仅30%）；项目稳定性支持比例过低（20%-30%），骨干科研人员直接研究时间减少23%。

科研管理机制不完善，经费使用效率不高。部委、科研单位、项目组织分工不明确，课题重复；科研周期长与五年规划周期不匹配，项目常半途夭折；“节点式”经费管理不适应农业科研，年末“突击花钱”现象普遍。

“小作坊”、“夫妻店”组织方式难以产生大成果。课题制导致小团队，不利于重大成果：公共资源成果个人化，甚至倒卖；科研力量分散，难以形成突破性、综合性成果，转化率低。每年7000多项成果，仅40%转化。

科研队伍流失严重，拔尖人才缺乏。农业科研单位条件差、待遇低，人才流失率3%-5%，以副研究员以上骨干为主。学术拔尖人才和交叉学科人才缺乏，阻碍创新。

四、在农业科研体制机制创新上实现新突破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农业科技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定位。应以此为依据，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寻求突破。

从公益性质出发建立财政投入标准体系：人员经费按在职和离退休分类投入，在职人员保证基本待遇，离退休经费单列并全额保障；全额保障运转费用；职工收入不低于同地域同类行业平均水平。

加大投入强度，优化投资结构。联合国粮农组织研究表明，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产值比重大于2%时才会出现原始创新。建议2015年投入强度提高到1%，2020年达2%；2015年农业科技投入占财政总支出0.6%，2020年达0.8%；2015年稳定投入比例提高到60%，竞争性投入降至30%，应急性研究占10%。

打破多头管理体制，实施科研立项和经费统筹管理。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强化质量管理，建立分类评价机制；合理界定各级机构职能，国家级负责基础性和战略性研究，地方开展应用研究。

着力培养领军人物：加强人才引进；建立激励机制，完善收入分配；建立科学评价考核机制，扭转重论文轻应用倾向；培养联合攻关团队，形成分工协作组织方式。

开展体制机制创新试点：选择基础扎实的机构，从投入、体制、评价、人才培养等方面综合试点，总结经验，完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