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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农业部批准了三种转基因大豆品种（巴斯夫农化有限公司的抗除草剂大豆CV127、孟山都远东有限公司的抗虫大豆MON87701和抗虫耐除草剂大豆MON87701×MON89788）进口用作加工原料。随后，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声称，根据其20年粮食行业工作经验，发现致癌原因可能与转基因大豆油消费有极大相关性。这一言论引发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广泛质疑。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邓志喜回应称，公众的质疑主要源于对转基因食品系统的无知。然而，这种解释可能过于简单化。事实上，中国公众对转基因的反对态度并非完全源于无知，而是源于对转基因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了解。目前，科学研究尚未明确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但也未能证明其绝对安全，因此被视同无害。这正是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得以批准进入市场的主要理由。

2013年5月，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对转基因作物30年发展的回顾文章，指出在关于转基因食物和作物的激烈讨论中，很难看到有力的科学证据。研究人员、农民、活跃分子和转基因种子公司都在积极推销自己的观点，但科学数据时常充满不确定性和矛盾性。复杂的事实被巧妙的修辞所掩盖。黑龙江省大豆协会提出的转基因大豆与肿瘤的相关性也只是一家之言。

一些被掩盖的事实揭示了转基因的负面效应。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农民广泛种植抗除草剂草甘膦的转基因棉花。然而，到2004年，佐治亚州的一个县发现了抗草甘膦的苋菜，目前抗草甘膦的杂草已在全球18个国家出现。过去使用草甘膦可减少除草剂用量的优势已转变为劣势，预计美国除草剂每公顷用量将从2013年的1.5公斤增长到2025年的3.5公斤。这一事实使得“选择农药还是选择转基因”的科普提问显得苍白无力。

对转基因的不信任还源于对未来农业方向的思考。尽管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以转基因、化肥等为代表的现代农业能够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口粮食需求，但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1年6月发布的《让农业回归自然》文件中提出了“可持续增长”和“节约与增长”的农业发展政策，指出目前采用的集约化作物生产模式无法应对新千年的挑战，农业要实现增长，必须学会节约。这一观点本质上认同生产有机食品的生态循环农业技术，即不使用转基因、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等物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以维持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这种方式不会导致土地酸化，也不会造成生态问题，且更有利于保障粮食供应，成本也更低。

要让公众信任或不仇视转基因，必须全面阐明转基因作物的科学原理及其是否符合自然规律。尽管支持和推广转基因的研究人员声称“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没有本质差别，转基因生物不会产生特殊的环境风险”，但比较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看法：传统农业的种植是“自然恋爱”，杂交育种是“婚姻介绍”，这两种方式孕育的后代是爱情的结晶；而转基因技术则是一种“拉郎配”或“操作强逼”，甚至被形容为“强奸”，其产出的果实令人担忧。与传统育种技术相比，转基因技术虽然新颖且具有创造性，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不确定性，包括对人和生态安全的不确定性。

同样重要的是，转基因的种植和转基因食品进入餐桌应由谁来决定。转基因技术专家可以生产转基因产品，但不能由他们单方面决定产品是否进入公众餐桌，因为消费者是广大公众，必须听取他们的意见。即便由专家决定，也不能仅由转基因技术专家决定，还必须有医学、公共卫生、营养学、生态学、环保和法学方面的专业人员参与评估。当这些人都参与时，才有可能确保转基因产品的安全，并消解中国公众对转基因的仇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