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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生物学家王小凡表示，他最感激的人是邓小平。如果没有这位伟人，他无法想象自己如今能坐在美国杜克大学的实验室里，安心进行生物实验，成为该校终身教授，并担任生物化学领域主要学术期刊《生物化学期刊》的首位亚裔副主编。

几乎与邓小平相关的“好政策”，王小凡都赶上了：“文革”后恢复高考，干了8年工匠的他成为78届大学生；改革开放后第一波留学潮，高考英语仅9分的他在首届“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中取得第一名并出国深造。

正如王小凡所说：“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我身上真的很适用。”

基本功练扎实了，什么场合都用得上

上世纪70年代，王小凡随母亲从乌鲁木齐搬到河南山沟“支援三线建设”。一到当地，母亲因“历史问题”被关押。他与70多岁的老奶奶和妹妹住在农村厨房，每天走两里地打饭。在本该读书的年龄，他被送到工厂，小学未毕业就成了工人。

然而，这个对当时大环境懵懂的小男孩，竟爱上了“充满机械和物理”的天地。做工时需要制作齿轮，齿轮齿数由毛坯和刀具转数比决定，但王小凡连“3/4+1/2”的通分约分都没学过。他回家翻出小学六年级和初中数学课本自学，偶尔向“上过高中”的老师傅请教，遇到不会的就自己钻研。

直到1977年夏天，母亲从北京带回“高考要恢复”的消息，一直对知识充满热情的王小凡开始准备。第一次高考成绩不理想，他继续准备1978年高考。白天在工厂担任班长，他利用路上时间学习，最终化学以88分高分通过。他考了385分，拿着每月56元的薪水上了大学。

王小凡说，自学并非不想当工人，而是想把工人干好，“最开始就是单纯地想解决齿轮制造中的数学问题”。他常对学生说：“很难判断未来最火的专业是什么，但你们可以把口语表达、写作表达和研究基本功练扎实，这些到什么时候都能用。”

太功利地考虑未来，做事会打折扣

王小凡认为，成长中总会遇到逆境，但不能“自暴自弃，傻愣着啥都不干”。小学时他因紧张在“三句半”节目中说不出口，但8年工厂生涯让他克服了这个问题，因为当优秀工人需要公开讲话。

考入武汉大学后，他成为学生会副主席，不再担心公开讲话。但英语仍是挑战：高考英语仅9分，第一堂英语课听写完全听不懂。他被分到慢班，每天早起在樱花大道背单词，假期也坚持读英文原著。1981年，他以北京地区两万多考生中总成绩第一名考取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研究生，随后在首届CUSBEA考试中以第一名成绩赴美学习。

“每一分准备和经历，都用上了！”王小凡说，“这是运气，但更是不唯运气的努力，把当下每一步走好，踏踏实实的。”如果功利性地考虑未来，就会和自己“玩游戏”，做事打折扣。

要当科学家，好奇心是首要条件

王小凡的许多“准备”源自内在兴趣。小时候在长辈家看到中国地图，他兴奋地爬上桌子看，不小心踢碎了茶壶。在工厂，工友们称他“百事通”，常考他各国首都和总统，他都对答如流。

“要当科学家，好奇心是首要条件。”王小凡一直对学生这么说。他小时候嗜书如命，母亲叫他“书呆子”。他曾躲厕所看书，母亲关灯吓他出来。他读破了《十万个为什么》，读散了《东周列国志》。这个习惯保持至今，看到儿子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涉及埃及，他便饶有兴致地读起来。

“如果你想做学者，需要知识渊博，同时有善于分析思辨的头脑。我希望年轻人专业外，不只对体育感兴趣，政治、经济、法律也应懂一些。”但他不会用这些条条框框限制学生和孩子。他发现儿子去动物园时心不在焉，断定孩子好奇心不重，不适合做科学家。“每个人都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家长最需要帮助孩子做的也是发现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