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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焚化炉排出的废气、未完全燃烧的废物、汽车废气以及工业污染等均会产生二噁英，这种持续性有机污染物通过环境或食物链进入人体，引起神经内分泌功能失调、生殖系统发育异常甚至癌症。蔡宗苇表示，伙伴实验室将?力研究持续性有机污染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并通过材料科技研究小型检测设备，降低检测成本。

　　因兴建迪士尼乐园而引发的财利船厂污染事件，多达3万立方米的泥土受到持续性有机污染物二噁英污染，成为香港歷来最为严重的一次二噁英污染事件。持续性有机污染物二噁英为何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恐慌？蔡宗苇教授指出，由于二噁英普遍存在于环境中，人体或多或少存在该物质，但总体上不会影响人类健康。不过，一旦人体吸收过量二噁英的时候，即会带来种种健康问题。环境方面，焚化炉排出的废气和未完全燃烧的废物、汽车废气以及工业污染等均会产生二噁英，二噁英亦会沉积于土壤和海洋沉积物，继而进入食物链，再由人类进食肉类、家禽、海产、奶类和蛋类等进入人体，脂肪含量较高的食物所含的二噁英亦较多。

　　伙伴实验室也将围绕持续有机污染物聚焦三个重大研究方向，通过与生物科学、环境科学和材料科学等交叉与渗透，瞄准分析化学学科前沿，提出分析测试新原理，建立分析测试新方法、新技术，研製新型检测仪器或装置。实验室将以与环境和食品安全、人类健康和疾病相关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环境多介质中POPs的分析和毒理研究、蛋白质组学及代谢组学分析平台的建立和POPs对人类健康和疾病的研究，以及生物传感及生物成像方法的建立及其在人类健康和疾病研究的应用。

　　“找到治愈人体因二噁英产生疾病的解药是最终目的，但现时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预防的方法。”蔡教授表示，由于这类化合物具有很高的潜在毒性，且一旦进入人体不会随新陈代谢排出体外，所以预防或减少人类接触二噁英的最佳途径是通过控制源头，除了严格控制工业过程，以尽可能减少二噁英的形成外，更要研究污染物与人体产生变化的机制。实验室将?力研究人体如何暴露在环境中的二噁英之中，并寻找生物或化学标记物以快速检测潜在的污染物。

　　为公众作食物检测

　　蔡宗苇透露，中科院与伙伴实验室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相似性，因为内地与香港在地理环境上不可分，有助于研究环境中的二噁英形成及转移。另一方面，每个实验室的研究细节也各有侧重：“中科院注重研究二噁英在环境中的生态毒理，而伙伴实验室则侧重环境中的二噁英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另外，学院还与港大、中文大学及内地医院和公共卫生部门合作，建构生物、动物及细胞模型，以研究环境中的持续有机污染物如何影响机体运作。

　　据悉，浸大二噁英分析实验室已获得创新科技署辖下的香港认可中心认可，将许可测试的类别范围由环境样品扩大至食品，包括为公众进行食物检测。“不过检测费用较高，学校做一次检测的费用较低，但也要6000港币以上，如果能做到小型化，成本可降低几倍。”蔡教授透露，实验室已发现一种生物标记物可用于检测，但仍需寻找更为灵敏的生物化学标记物，以支持快速检测的需要。

　　2001年大屿山竹篙湾“财利船厂污染事件”，对很多香港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引起事件的被称为“世纪之毒”的化合物─二噁英，在当时却没有任何非政府机构可以提供检测。直到2003年浸会大学成立“二噁英分析实验室”，成为全港首个也是现时唯一一所对外提供二噁英分析的实验室。该实验室歷时十年发展，今年7月终获国家科技部认可开设浸大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实验室主任蔡宗苇表示：“希望藉重点实验室的平台进一步提升科研水平，也希望藉此品牌在重大持续性有机污染事件中发挥作用，贡献国家。”/本报记者 彩雯

　　是次浸大与北京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获批成立“环境与生物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但两地的合作早在十几年前开始。“那时候香港对持续有机污染物的研究水平远超内地，但现在就完全不同了。”蔡教授感嘆，“十多年前很多内地相关领域的学者都会到香港来取经。”经过实验室的申请、答辩到最后的审批，蔡宗苇坦言伙伴实验室的成立有赖学校的全力支持及不同学系的合作。“重点实验室?眼关乎国家经济、民生重大问题的前沿科技发展，课题研究所涉领域广泛，申请标准严格。是次申请除了学校校长、副校长的支持外，化学系、生物系及物理系的合作也是申请获批的重要因素。”

　　蔡宗苇：政府投入不足

　　据悉，申请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机构必须是运行两年以上的基础或应用研究相关经验，有高水准的科研团队，除了要在本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外，还要能完成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也即要求实验室具备良好的科研条件，仪器设备不单要能基本满足科研需要，实验室所属大学或机构还需能够保证实验室建成后的运行经费，并承诺建设期间能投入足够的仪器设备购置经费。蔡宗苇透露，伙伴实验室首次开放本港实验室申请的时候，自己的实验室并没申请，“因为那时候认为实验室还没准备好，还不具备申请条件”。而这次为申请伙伴实验室，浸大校董会特别为实验室批出配对资金。“即生产力促进局为实验室资助500万港币，学校也相应配对500万的资金支持。”此外，学校又在查济民科学大楼九楼西面划出约2700平方呎设立伙伴实验室，“连装修费用也是学校额外资助的”。

　　不过，蔡宗苇觉得本港政府在科研上的投入力不从心。单以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为例，2007年，国家财政设立专项经费，加大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稳定支持力度。2013年安排29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经费27.48亿元，包括开放运行和自主选题研究经费20.72亿元，仪器设备购置和升级改造经费6.76亿元。“对实验室的投入已经是本港的两到三倍。内地近年科研飞速发展，很多方面已经与香港不相上下，甚至远超香港水平。这与经费的投入密切相关。”作为防止持续有机污染物国际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的香港执笔者，蔡教授表示，早十年前香港在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现在中科院的持续有机污染物研究较本港更为深入广泛。

　　盼在污染事件发挥作用

　　蔡教授表示，香港相对地域受限，不会像内地一样进行大规模的生态环境研究，但作为一个依赖入口的国际化城市，应该具备实力自我防范之馀，亦应该贡献地区。浸大一直在该领域处在领先地位，SCI发表文章达1057篇，内地及美国相关专利取得约15项。他希望伙伴实验室能在重大环境事件中，成为市民第一个想到求助的机构。就像台湾的塑化剂事件，浸大最先检测发现市民因食用台湾进口食品而体内累积致癌塑化剂却不自知。“科学是无国界的，香港在地域上也相对受限，但香港与内地无论在环境上还是经济上的联繫，都需要本港能够因应当地生态环境状况，应对重大环境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