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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已降至87%，全部农产品的自给率约为70%，约30%需要通过国际市场调节。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始终是国家长治久安和百姓幸福生活的基石。

然而，近年来粮食问题日益凸显。2014年第三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上，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指出，我国粮食自给率已跌至87%，农产品自给率约70%，约30%依赖国际市场。这些数据令人警醒：一个农业大国，粮食产量无法完全自给，长期依赖进口将受制于人。

现代农业的快速增长建立在机械化、化学投入（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灌溉以及对高产出种子的依赖上。然而，现代农业高度依赖不可再生的矿物燃料，用于化学投入品生产、农具操作、包装和运输。从生态角度看，现代农业不可持续：机械化、化肥使用和单一栽培导致土壤退化；害虫产生抗药性；过度灌溉引发涝灾、盐碱化和地下水枯竭。长期来看，现代农业要素均面临报酬递减。

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扩张导致农业萎缩。农村人口减少、土地抛荒、基建征用和城市扩张使耕地面积持续下降；水利设施荒废、工业废物排放、农药化肥不合理使用造成土壤污染和地力下降；粮食种子受外资控制，转基因泛滥，若长期如此，中国不仅种子受制于人，粮食也将严重依赖进口。

1. “大包干”将农业经济打回个体经济

1978年推行“大包干”，至1984年撤销人民公社，个体经济占主导。个体经济弊端明显：不利于农业发展，个体农民难以承担水利等公共工程，无力购买机械设备；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城乡共同发展，个体农民难以与公司竞争，“公司加农户”模式使农民吃亏；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共同富裕，难以兴办合作医疗等福利设施，恶性竞争导致贫富悬殊。

农民反映“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1984年社队工业改为乡镇企业，开启私有化大门；90年代后期通过“股份合作制”私有化浪潮，基本完成乡镇集体企业私有化。社队工业为集体所有，可促进农村工业化、现代化和农民共同富裕；而乡镇企业私有化仅使少数农民富裕，多数农民日益贫困。

人民公社解体意味着农村共同体解体，农民成为个体参与社会竞争，面对权力和资本剥削失去谈判能力。农村共同体解体导致无政府状态：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利设施）常年失修，农民各自为战，社会风气恶化。碎片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将中国农业挡在现代农业大门之外，机械化、基础设施维护和精密田间管理均不可能，单位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拉大了城乡和工农差距。

市场模式下，个体农民面对资本组织的流通渠道，流通领域蚕食了大部分农业收益，造成农民低价生产、城市消费者高价消费的局面。

2. 打工经济造成农村空心化和农业劳动力不足

农业相对收益连年下降、成本攀升，重挫农民积极性，农民外出务工普遍，农业劳动投入不足，田间管理缺失。城市化水平提高，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优质劳动力减少，尤其在山区、丘陵等经济落后地区，农村人口迁移多，剩余劳动力殆尽。

有专家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枯竭，无限供给时代已过去。农业劳动力供给减少导致劳动力不足和成本上升。在劳动力密集型农业领域（如设施农业、果业生产），农业收入相当于自我雇佣所得，不能再忽视劳动力成本。随着非农就业工资上涨，农业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农民在种地和打工间理性选择，弃种粮选买粮，造成土地撂荒。

农业结构调整减少劳动投入少的粮食作物生产，增加劳动投入多的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生产，这是解决农业内部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但人工成本上升使依赖大量劳动投入的农业技术被淘汰，传统精耕细作、松土保墒的田间管理模式逐渐消失。

随着农村劳动力减少和成本提高，用工多的北方区田法、南方桑基鱼塘已消失；传统农业精髓如施用有机肥、除草保水的土壤中耕、套作间作等陆续退出生产体系，复种指数下降，传统精耕细作退化，代之以机械、化肥、农药、免耕少耕的替代劳力技术。

3. 农业生产日益沦为化学农业

集体经济瓦解后，毛主席时代农村水库、水电站荒废，农业科技推广站名存实亡。依靠集体力量将全国农田改造成大寨式保持水土、旱涝保收的“海绵田”的有机生态农业道路已无法实现。种田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养殖大量使用激素成为唯一出路。共和国后30年的农业抛弃了前30年主要通过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培育良种发展农业、化肥农药仅起辅助作用的生态农业模式，走上了“美国式”化学农业道路。

中国耕地不到美国一半，为取得更高产量，中国使用化肥、农药、激素的单位数量已达美国的数倍，成为世界上最典型的化学农业。当代农业生产与食品供应遭遇三重危机：生态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水资源危机。在工业化农业系统中，生产同样多的食物，用水量比过去多了十倍，因为农业成为基于化学品的农业。75%的土壤已失去肥力，并向沙漠化发展。联合国已认识到化学农业方法是造成土壤严重破坏的重要原因。

众多小农户生活的农村地区面临巨大危机。土地流向高资本投入的农业，种子成为专利，消耗更多肥料，投入成本远超农民承受能力，农药造成严重健康危害，化肥过量使用导致土壤板结。

我国人口庞大，每年消耗大量粮食，面对耕地面积减小和粮食产量下降，施用化肥成为主要途径。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化肥施用国。2013年，农业种植化肥施用量为5911.9万吨，比2000年增长42.3%，比2010年增长6.3%。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设置225公斤/公顷的安全上限，我国已达400公斤/公顷以上，远超安全上限。过度使用化肥造成土壤地质下降，化肥使用量与农作物产量不成正比。

目前全球高氮化肥用量国家中，我国是唯一的“增肥低增产”类型：2000～2008年化肥总用量较90年代增长35%，粮食单产净增加315公斤/公顷。其他类型包括：“减肥高增产”类型（如德国、以色列、荷兰），化肥用量下降9%～26%，粮食单产增加约500公斤/公顷；“减肥低增产”类型（如韩国、丹麦、英国、法国），化肥用量下降17%～33%，粮食单产增加211～296公斤/公顷；“增肥高增产”类型（如越南、孟加拉、埃及、智利），化肥用量增加20%～69%，粮食单产净增加超过400公斤/公顷，最高达1173公斤/公顷。

化肥过量使用导致农作物对肥料中必要元素利用率不高。我国化肥平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安全施用上限的2倍，但平均利用率仅40%左右，造成每年上百万吨氮肥在作物吸收前以气体形态逸失或从排水沟渠流失，污染土壤、地下水、地表水和空气。

农药不合理使用也是土壤污染的重要因素。我国是世界第一农药消费大国，单位面积化学农药平均用量比世界平均用量高2.5倍～5倍。目前农药利用率不足30%，近年农药年使用量达120万吨以上，其中10%～20%附在植物体上，其余散落在土壤和水中，对土壤、水源、空气及农副产品产生极大危害。农药残留超标已成为我国食品安全主要问题之一。

农药使用不合理导致污染加剧，土壤中有益菌大量减少，土壤质量下降，自净能力减弱，影响农作物产量与品质，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出现环境报复风险。一是生态关系失衡，引起生态环境恶化；二是土壤质量下降，使农作物减产降质；三是重金属病开始出现，对人体健康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此外，中国农膜使用面积已突破亿亩，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于土壤中，残膜率达40%。大部分农膜不易分解，破坏土壤结构，阻碍作物根系对水的吸收和生长发育，降低土壤肥力，造成地下水难以下渗，且残膜分解过程中会析出铅、锡、酞酸脂类化合物等有毒物质，造成新的土壤环境污染。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农膜等的大量使用已造成严重的大气、土壤和水污染。

据中国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近年全国田间定位实验与调查显示，我国各主要农区广泛存在的不合理耕作、过度种植、农用化学品大量投入和沟渠设施老化已导致农田土壤普遍性耕层变薄，养分非均衡化严重，土壤板结，土壤生物性状退化，土壤酸化、潜育化、盐渍化增加，防旱排涝能力差，耕地土壤基础地力不断下降。据调查，中国75%的湖泊水和50%的地下水已遭受污染。

4. 农业缺水问题日益严重

水利设施荒废。毛泽东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全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建水库8.4万座（总库容4000亿立方）、河堤17万公里，新增灌溉面积3亿亩，灌溉动力从12.8万马力增加到7122万马力，从根本上解决了产粮区旱灾问题，为农业大发展和粮食增产打下坚实基础。但30多年来，人们脱离集体经济形式劳动，以自己利益为中心，散失组织劳动能力，毛主席时代建起的水利设施缺少维护，已有很大一部分老化、损坏、荒废不能再用。

财政部官员公开表示，目前（2011年）全国18亿多亩耕地中，55%的耕地完全靠天吃饭，大型灌区骨干工程损坏率接近40%，中小型灌区干支渠完好率只有50%左右，到达农田的末端渠系老化失修严重，效益衰减。数据显示，1980年以前平均每年国家对水利投入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例为6.7%，1980—2007年下降到2.84%。

随着集体经济瓦解，毛主席时代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纷纷荒废，大型水利工程因缺乏小型水利工程配套难以发挥应有作用。1998年降雨量远不如1954年，却发生特大洪灾，与农村小型水利工程荒废不无关系。近几年北方连年旱灾更是农村小型水利工程荒废的直接结果。

种田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养殖大量使用激素导致土壤板结，牲畜疾病频发。乱开发、乱占地使我国宝贵耕地资源连年减少。20世纪70年代，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壮丽的农业灌溉革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灌溉农业体系。就黄河而言，在流域内和下游黄淮海平原兴建了规模巨大的引黄灌溉工程。因抗旱用水集中，水库蓄水能力相对不足，出现轻度“季节性断流”，年均断流时间仅14天，断流时间只发生在春旱时节。

80年代后期，黄河断流发生“恶变”，断流时间由春旱季节向全年度弥漫，跨年度断流屡见不鲜。年均断流天数扩大为100天，断流河道从山东延伸至河南境内。1997年，利津站断流226天，河口连续330天无滴水入海；开封以下800公里河道一马平川，断流直逼黄河中游的界碑——郑州花园口。

当前耕作模式造成制度性干旱。“包产到户”终结了中国古典农业“中耕保墒”体制，逆转了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灌溉保水农业”方向，从而加大了农田蒸发。根据实验成果，仅黄淮海流域，因放弃“保水耕作”而加大的农田蒸发高达890亿立方米，接近于1条黄河再加2条海河，相当于10条“南水北调”中线！这才是“大水荒”最根本的成因。

主流观点认为造成“大水荒”的原因是降水减少、气温增高、工业与城市用水增多、森林植被减少，但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当前中国农业的耕作模式。在中国北方广大的干旱、半干旱农业区，作物年需水量约1000毫米，年降水量仅200-600毫米，且降水季节分布极不平衡。在社会尚不具备能力组织大规模灌溉的古代中国，为解决这种十分尖锐的供、需水矛盾，劳动人民发明了以“保墒”为核心的耕作体制。“保墒”就是“经营水分”，通过深耕、细耙、勤锄等手段尽量减少土壤水分的无效蒸发，使尽可能多的水分满足作物蒸腾。不幸的是，这种担心在80年代成为现实。自“包产到户”后，小农们纷纷扔掉锄头，撇开祖辈们干了两千多年的“松土保墒”，在播种与收获之间的漫长等待中开始从事另外一种“农业”——麻将。实验证明，从“精耕细作”、“保水耕作”到只管种、浇、收的“懒汉耕作”，会造成大量水源流失：放弃“松土保墒”可加大“1/2的棵间土壤蒸发”，或者“1/4的田间总腾发”。证实了民间“锄三省一”的说法：锄三遍可少浇一水。

这可不是个小数字！不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北方——“黄淮海流域”现有耕地面积7.0亿亩（另一资料为5.85亿亩）；年均降水566毫米；灌溉面积3.46亿亩，2005年灌溉用水为915亿立方米；7亿亩农田包括降水和灌溉用水在内的总“受水”为3556亿立方米。因放弃“松土保墒”加大的田间腾发总量每年为：3556亿立方米×1/4=890亿立方米，接近于1条黄河再加2条海河的天然水量，相当于10条“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890亿立方米的数字揭示了中国北方发生“大水荒”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

5. 畸形的农业机械化道路

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集体经济时期的大面积耕地被分成小块，大的一两亩，小的一两分，且每家的耕地分散不集中，不利于机械化推广。很多已实现机械化的合作社在解体后返回到手工作业时代。韩丁介绍的山西张庄情况是包产到户破坏机械化的缩影：“1978年，张庄人开始自己搭建组装的农业机械，在200英亩的玉米地上，可以自动完成从施肥、平土、播种、除草、收割、烘干到将烘干后的玉米存入仓库的全部过程。机械组只需要12个人，但劳动效率是手工时的15倍，而且花费仅为原来的一半。但改革后，土地被划分为无数小块分给单个农户，机械化农业也不得不让位于原始的间断的个人耕作了。农民们没有选择，只有抛弃他们先进的农机，重新扛起了锄头。而银行向村里索要贷款时，村里的头头们说：把机器拿走吧！银行自然是不可能找到买主的，所以直到今天，这些施肥机、平土机、喷雾器、喷灌系统、玉米收割机、干燥机都躺在院子里慢慢锈烂，默默述说着那个过去的年代。”

直到近些年，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带，经常可以看见装载着稻谷收割机的卡车车队，这些便是“出租收割机队”。现在农村地区，由于许多青壮年劳力前往城市打工，在农田收割季节，农村地区经常出现收割人手不足的情况。这些“出租收割机队”便是针对这种情况所出现的一种有偿服务项目。他们一般在大半年中转遍大半个中国，承接各种收割业务。对于普通农民来说，他们很有帮助，解决了青壮劳力前往都市打工的“后顾之忧”；政府对他们也非常支持，甚至称他们为“农村的救世主”。不过，似乎这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约七成的“出租收割机队”来自江苏省以及邻近的安徽省。在贵州省和四川省等机械化水平还比较落后的省份，农村劳动力还不能完全从农作业中被分离出来前往都市打工。这些省的农民人均年收入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一方面通往内陆地区的高速公路网正在快速建设，但另一方面由于原油价格居高不下，长距离奔袭的高成本等因素，“出租收割机队”对前往这些地区进行收割作业活动越来越持怀疑态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机械化程度的水平正在成为中国地域差距的一个新体现，并且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出租收割机队”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农业机械化道路，由于机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广大农民缺乏议价权，它进一步摊薄了农民的农业生产收入，使农业生产越来越沦为一项副业，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下降。但在壮劳动力都外出打工的情况下，农民只能被迫接受这一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