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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体器官短缺已成为全球性医学难题。器官移植技术自诞生以来，挽救了无数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但供体器官的严重匮乏始终是制约其发展的核心瓶颈。据相关统计，我国内地目前有超过5万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但每年能够实施的移植手术不足一万例，供需矛盾极为突出。

在近期于兰州举行的“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合作项目第四届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名器官移植领域专家围绕亲属活体移植和免疫抑制剂合理应用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供体短缺问题日益严峻，亟需通过多途径解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院陈忠华教授等呼吁，应加快器官捐献立法进程，普及器官捐献知识，鼓励公众参与器官捐献，并积极推动亲属活体器官移植，以缓解供体不足的困境。

亲属活体供器官渐成趋势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朱同玉教授指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尸体供体器官移植的增长幅度逐渐减小，而活体器官移植，尤其是亲属活体移植，成为最具可行性的替代方案。数据显示，活体肾移植从1993年的2851例增至2003年的6473例，活体肝移植也从36例增至315例。美国2001年活体移植已占移植总数的约50%。在我国，亲属肾移植比例虽仅占2%，但呈逐年上升趋势。陈忠华教授强调，“家庭内自救”（亲属活体移植）是解决供体不足的必然选择。

临床研究证实，活体移植的移植物存活率显著优于尸体供体。即使按年龄分组，活体移植后6个月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尸体供体，1年及2~5年移植物存活率均更高。然而，亲属活体移植中供体多为父母给予子女，供体质量不高的问题值得关注。此外，供肾摘除手术多采用费用较低的开放式手术，而腹腔镜取肾术因费用较高（约1万多元）常被放弃。朱同玉教授呼吁，政府和社会机构应对活体供者给予经济支持和保护。

为鼓励器官捐献，诺华公司于2004年设立了“诺华亲属肾移植基金”，为经济困难的亲属肾移植供者提供每人5000元的手术费资助。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20个家庭受益，援助金额达60多万元。

边缘供体利用需符合法规

在供体短缺的压力下，移植界开始探索边缘供体的应用，如年龄偏大（50岁以上）、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ABO血型不相容等供体。然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肾脏病中心的研究人员认为，边缘供体只能作为权宜之计。我国人群中HBsAg阳性者约占10%，其供体安全性存在争议。尽管部分研究显示HBsAg阳性供肾可用于肾移植，但总体安全性难以保证。

2006年7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肝炎病毒携带者、梅毒患者等患有经血液传播疾病者以及恶性肿瘤患者的器官不得用于移植。这一法规消除了相关争议，但也可能减少部分供体来源。为突破血型不相容障碍，陈忠华教授团队成功实施了我国首例两对夫妇之间的交叉活体肾移植，将“家庭内自救”扩展为“多家庭间互救”。

完善法规，建立健全机制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但管理混乱、缺乏法规等问题突出。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指出，移植适应证选择不严、总体疗效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供体来源和受体登记混乱等问题亟待解决。与会专家建议，在建立行业自律规范的同时，政府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

陈忠华教授介绍了其团队在脑死亡判定方面的研究，包括建立“无头/心跳”脑死亡动物模型和首例儿童脑死亡判定及器官捐献。自2000年以来，该院联合多家医院成功实施16例脑死亡自愿无偿器官捐献，共捐献58个器官，拯救54名危重患者。尽管《规定》明确禁止器官买卖，但缺乏具体操作标准，伦理委员会的实际运作也面临时间协调等困难。专家认为，应建立专门的评估机制来处理法律关系问题，使医生能专注于手术本身。

近十年来，我国在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立法、观念和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器官移植立法是一个长期过程，涉及复杂的法律关系，而亲属捐赠器官的观念更容易被接受，进展也更为显著。未来，通过多途径解决供体短缺问题，将推动器官移植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