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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和蓝领工人干活，主要是身累；知识人上班，主要是脑累。为了应对身累，人们发明了各种机器：有了起重机，建筑工人轻省多了；有了插秧机，农民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为了应对脑累，人们也开发了许多方法与手段：有了电脑，文字处理容易多了；有了复印机，不再需要一字一字地誊写。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来减轻人脑的负担？至少有一条：简洁的文体，对于减轻脑累至关重要。

再放大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在物质世界，我们需要节能，否则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心智世界，是否也需要“节能”呢？是否应当节约心智能量？如何用简洁的文体清晰地表达意思，以免使他人脑累？2004年第4期的《科技写作与传播杂志》（Journal of Technical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发表了美国田纳西大学英语教授、技术传播课程计划主任Russel Hirst的文章《赫伯特·斯宾塞的文体哲学：节约心智能量》（Herbert Spencer’s philosophy of style: conserving mental energy），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是英国哲学家，被誉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Hirst的文章介绍，斯宾塞一生著述达500万字，其中涉及修辞学（Rhetoric，在许多场合下我更愿意将其译为“论辩术”）的文字仅有约25000字。因此，把他列为修辞理论家似乎有些奇怪。然而，这并不过分，因为斯宾塞在32岁时就发表了一本名为《文体哲学》的小册子，提出了他的文体哲学思想，他在此方面有深入的思考。Hirst在文章中阐述了斯宾塞文体哲学的精髓。他指出，斯宾塞的《文体哲学》对文体学，尤其是对科技传播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本仅有一万两千多个词的小册子为何在历史上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一是因为斯宾塞将传统的修辞学理论与19世纪当时的科学、技术以及进化论观念相结合，易于打动人心；二是因为文体哲学是他宏大的“综合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们折服于综合哲学，也连带接受了他的文体哲学。在那么早的年代，斯宾塞就天才地将人类心智描述成一种符号处理机器。他认为传播既涉及认知维度，又涉及情感维度，并提炼出了有效文体的几个基本要素。《文体哲学》中值得我们今天注意的几个观点包括：一切应力求简洁，但不能简省得太过分；只要表达得体、意思清晰，用字越少，文章越生动；目前用信条方式表述的戒律，若能化约为像科学分类那样简明，将更具影响力；在任何情况下，若能回答好“为什么”的问题，人们会更信服；语言接受的心理学机制尚不清楚，有待深入研究。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当今的科技传播工作者做得如何？我们记住斯宾塞的提醒了吗？仍有不少科普文章有理缺情，难以打动人；仍有人动辄长篇大论，似乎篇幅能带来气势；仍有人善于总结“几要几不要”，却讲不清为什么。例如，一些科普文章说菠菜豆腐不能一起做，另一些又说可以一起做。无论哪种说法，它们只是纯粹的理论推导，还是有实验依据？这些文章似乎从未交代清楚。因此，我对这类科普文章中的说法总是存疑。斯宾塞提出的语言接受机制问题，迄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为什么“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为什么在突发紧急事件中，权威的说法没人信，谣传却满天飞？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相信显而易见的歪理？

我们21世纪的科技传播工作者必须发奋努力！否则，斯宾塞老先生会很生气。

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