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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畅销书作家、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师赫尔兹曼·凯维勒斯（Kevles）最近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仅仅是一滴假冒：不应败坏我们对科学的期待》，呼吁客观看待科研中的造假行为，并指出历史上大多数科学研究仍是真实可信的。

文章提到，韩国生物学家黄禹锡的造假行为引发全球震惊，甚至有人质疑生物医学研究的可信度。历史上确实存在著名的科学不端行为，如“辟尔唐人”（Piltdown Man）造假事件：英国考古学家陶逊声称1911年在英国南部Piltdown发现了几块头骨化石，并称其为早期原始人类的化石，欺骗了世人几十年，后经鉴定为伪造。然而，正如黄禹锡事件所示，造假行为通常会在造成重大社会危害前被揭穿，造假者名誉扫地。学术造假的最大危害在于腐蚀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但大多数科学研究仍是诚实可信的。

造假行为有其社会土壤：当今科学界竞争激烈，研究人员急于获得财富和名望。研究成果可带来大量研究资助、专利或股权收益，甚至诺贝尔奖。这种急功近利的环境促使一些人铤而走险。然而，弄虚作假终将自毁前程，一旦沾上欺诈，科学生涯便告终结。

大部分公众相信科学是理解复杂世界的最佳途径。人们知道禽流感病毒可能变异并对人类造成致命伤害，期望科学提供保护方法。科研成果能使所有人受益——美国的医学研究可挽救印度人的生命，韩国的干细胞研究能帮助法国帕金森病患者。因此，对科学的接受度应远高于仅对“热门”进展的欢呼。当造假行为引发对科学的普遍怀疑时，需警惕漠视真正科学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