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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决策理论通常基于“冰冷无情”的数学计算，强调“权衡利害取其重轻”，但现实生活中，尤其是涉及生存威胁的重大损失决策，情绪因素往往对决策过程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可能决定生命的去留。情绪不仅能促进或阻碍决策，还可能深刻影响个体的生存状态，这使得传统的数学模型难以全面解释此类决策行为。

电影《唐山大地震》中母亲元妮在生死抉择中不得不选择救助儿子而牺牲女儿的情节，生动反映了重大损失决策中情绪的复杂性和痛苦。此类决策不仅是心理学研究中的难题，也从进化角度体现了损失决策对生存的重要性。通过脑成像技术研究重大损失决策，有助于揭示其背后的神经活动模式和心理机制，但迄今相关影像研究尚属空白。

近期，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团队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系统研究了重大损失决策的神经机制。实验设计包括三种损失条件：一是两个选项均为微不足道物品（如“台灯和电报”），称为“轻轻”损失决策；二是两个选项均为重要物品（如“双眼和双腿”），称为“重重”损失决策；三是一重要物品与一微不足道物品（如“双眼和台灯”），称为“轻重”损失决策。

研究发现，与“轻轻”损失决策相比，“重重”损失决策显著激活了与威胁信息处理和负性情绪相关的杏仁核区域，且杏仁核激活强度与被试报告的负性情绪强度呈正相关。这表明，重大事物的丧失带来更强烈的生存威胁感和负性情绪体验，无论选择放弃哪一项，都会对个体生存状态产生深远影响。

此外，在“轻重”损失决策中，研究观察到奖赏相关脑区——纹状体的显著激活，且其激活强度与被试的正性情绪报告呈正相关。这意味着，即使是损失一个普通物品，因保护了极其重要的事物，个体会产生类似“获益”的情感反应。这种“壮士断臂”的决策策略可能在进化过程中被保留和传承。

基于上述发现，研究者提出，重大损失决策不仅涉及传统的理性计算，更深刻地融合了“热”情感因素。这项研究首次揭示了重大损失决策的神经机制，为理解复杂决策中的心理活动提供了新视角。

在医学决策领域，常用的“质量调整生存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QALY）模型通过计算最大效用值指导手术等决策，但往往忽视了患者的情感偏好，导致理论与实际选择存在差异。本研究提示，应加强医患沟通，重新审视医学决策模型，纳入情绪因素以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人文关怀。

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期刊上，部分研究经费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及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