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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基金会是美国后起的最大公益基金会。在美国，目前约有5万家基金会，其中能产生较重要影响的大约有1000家。这些基金会是美国新教伦理文化和财富高度集中的产物，代表美国改良主义社会思潮，是美国人独特价值观的体现。

现代大型公益基金会在美国起步较晚，但对美国乃至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观念进步和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在计划生育方面对中国的投入和支持，曾多次获得中国政府的表彰和肯定。

资助弗莱明发现青霉素

洛克菲勒基金会是20世纪中后期美国最大的公益基金会之一，长期偏向于医学、农业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投入，在自然科学方面对人类的贡献最具代表性。在医学方面，首推1928年对英国人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的资助；洛克菲勒医学院成立后，短短几年内就在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黄热病和梅毒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成果；1930年代，基金会首创了现代职业病和精神病研究；二战前后，基金会取得的重大成就还包括黄热病疫苗的研制、对巴西流行的疟疾和全球流行的伤寒的控制。此外，当时最前沿的遗传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以及研究仪器的改进和发明，如探测镜、X光分解仪等，都是在基金会支持下取得突破性成果。

农业方面，该基金会在1960年代派出专家帮助墨西哥改良农产品品种，提高产量。18年间，墨西哥人口虽增长60%，但原来小麦50%靠进口、玉米不能自给的局面得以改变，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在帮助印度推进“绿色革命”项目时，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有“杂交水稻之父”之称的农学家诺曼·博洛格，他因杂交水稻成功获得诺贝尔奖，当时有人提议该奖应颁给洛克菲勒基金会集体。在与印度合作的同时，洛克菲勒基金会还与福特基金会在菲律宾建立了世界稻米研究所，收集了6000多种用于实验的稻谷品种供各国交换，目标是通过生物技术提高稻米产量20%而不降低土地质量，实际新品种稻谷比预期可多供应至少1亿人食用。

以温和手段促进社会改良

美国各著名公益基金会在社科领域的投入，基本倾注于促进社会公平公正、贫困问题、种族问题、教育问题、妇女儿童地位问题、人口和环保问题等进步事业。在不同时期，关注的问题有所区别。例如，在美国本土，当种族问题、公正与机会公平等问题缓解后，关注方向转向解决城市贫民、青少年犯罪、少女怀孕、成人教育等问题。可以说，正是由于各公益基金会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和投入，以巨资推进这些课题的研究，才使得上世纪中叶真正发展起来的各社会学分支不断成熟。如福特基金会在1950年代提出，社会科学是区别于物理化学等“硬科学”的“软科学”，认为20世纪的关键问题已是社会的而非物质的，即人与人的关系而非人与物的关系，因此在就业、机会平等、劳资关系、自由与控制的平衡、消除宗教与种族障碍等问题上投入巨资。

在政治倾向上，美国各大公益基金会几乎无例外地持进步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立场，同时无论国内外均小心避免直接卷入政治问题。以福特基金会为例，虽然特别注意不触碰国内外各种政治敏感问题，但在美国战后种族平等运动和民权运动中，始终以各种直接和间接的资助方式促进其发展，以温和促进社会改良的方式走在时代前列。例如，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代，支持维护公民自由权特别是黑人权利的共和国基金，在美国南方调查教育领域的种族隔离问题，赞助和支持黑人扩大选举权，并在社区建立旨在帮助黑人的社区改革中心。在第三世界国家，几乎所有公益基金都采取在与当地政府合作的前提下，温和地致力于当地的贫困、妇女儿童、教育、医疗等社会工程的改善与进步。多数亚非拉小国的历史、文化、语言、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课题，在西方长期乏人问津，在这些国家自身更是无从做起，战后其主要推动力量和资金支持正是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

“抢救”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最早接触到的美国公益基金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政局动荡中，他们基本不卷入政治。由于基金会主要从事医学和科学，这在任何社会都是需要的，因而他们在中国共产党胜利在望时仍以为可以留下来与新政府打交道。在基金会1949年以后的预算中，还保留给协和医学院和清华大学历史、语言两个研究所的预算，直到1952年才从账上消失。洛克菲勒基金会20世纪上半叶海外工作中单项出资数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项目是北京协和医学院。自1916年至1947年的32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协和的拨款总数为4465.25万美元，使协和很快成为亚洲医学和研究方法的最高标准，对印度、日本都有很大影响。北京协和医学院在传染病、寄生虫和营养不良等问题上成就斐然，从中药大黄中成功提炼麻黄素则是划时代的中西医结合成就。洛克菲勒基金会还出资1000万美元支持成立中华医学会，该医学会则支持和资助了湖南湘雅医学院、齐鲁医科大学以及一些在华的教会医学院。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该基金会在中国资助的领域包括生物、化学、物理、地质、考古、遗传学、农业科学（品种改良）和植物学。在地质考古方面，最有名的是资助周口店北京猿人的挖掘和研究，1927年开始参与，每年拨款，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就是在协和解剖系由中外学者合作研究鉴定的。中国在20世纪开始创建自然科学的诸多学科，都得力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第一代著名科学家如裴文中、杨中健（古生物学家）、陈桢、谈家桢、陈子英、吴经甫、李先闻、王绶（遗传学）、陈焕镛、胡先骕、钟心煊（植物学）等均受惠于该基金会的支持和赞助。在社会学上，晏阳初发起的乡村建设计划及其在河北定县的实验，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150万美元。在创建社会学上，吴文藻、费孝通影响巨大的名著《乡土中国》是1943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访美期间完成和出版的。此外，该基金会在1938-1945年间投入42.5万美元用于华北地区推广避孕。

最可贵的是，在抗战最艰难之时，基金会积极参与帮助中国学术机构内迁。1943年，基金会接受费正清和温德建议，发起“抢救”中国知识分子的项目，以邀请到美国讲学的方式，将中国一批最精英的专家学者临时请到美国，一方面改善其生活境遇和健康，一方面加强美国的中国学。改革开放后，该基金会与中国最著名的合作是其“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对中国的援助支持。中国与康奈尔大学合作研发的小麦、高粱、玉米、燕麦等新品种，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让推广。为感谢该基金会的支持，中国专家培育出的一种高产稻种被命名为“莱芬—洛克菲勒”。在计划生育问题上，该基金会顶住美国国内巨大压力，坚持在社会调查、避孕药物研究、专家学者培训上持续投入巨资。例如，中国最大的医药公司上海华联，该基金会曾于1997年出资200万美元帮助人员培训和设备更新，以提高产品质量达到可出口标准，该公司在美国设厂并销售产品，引起保守人士恐慌。

而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的联系，则始于中美中断往来的冷战时期，该基金会出资帮助大陆海外学者的安置和学术研究。其最大手笔和最有远见的投入是促进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1970年之前已投入2300万美元，最有名的是哈佛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中心）。中美关系解冻前，基金会完成了中美交往的人才储备，更重要的是推动美国朝野与中国交往的舆论准备。该基金会的一个大型社会调查证明，多数美国人对华无恶意，愿与中国交往，一举使反华的“百万人委员会”失去发言权。改革开放后，福特基金会的主要对华项目是培养中国社科人才、农村扶贫（1990年后增加城市扶贫）、法律与法治建设培训等。今年较为社会关注的茅于轼老先生主持的农村小型融资项目，其实只是其投入的很小一部分。此外，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福特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持相同态度。2001年12月，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福特基金会“中华人口奖”，这是该奖项第一次颁发给外国人。福特基金会对其在华工作的任务，其首任办事处主任盖思南在1989年风波后的讲话最具代表性：“基金会原则上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不是哪一党哪一派。在华合作项目上的调整，这个问题必须尊重中方合作者的意见。”

（黄章晋、殷岳根据资中筠《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