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是当代高新科技之一，是基因遗传理论、生物化学理论、原生质体培养技术、遗传工程技术、转化技术、评价技术等一系列生物理论和技术突破的应用。转基因技术像航天技术一样复杂且精巧，基因的构建、转移以及筛选都非常精准，目标可以设计，风险可以控制。
转基因技术对安全性的影响是中性的，可以通过人为操作提高或降低受体生物的安全性。对农作物进行转基因改造，不仅可以保持其已有的安全性，还能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生产潜力，造福人类。例如，利用生化技术原理和遗传工程技术开发的抗虫转基因作物，能使特定种类昆虫死亡，但对人类无害。
为了使转基因技术安全利用，世界各国技术机构与农业、卫生、食品、环保等监管部门紧密合作，按照安全等级对转基因生物实施严格的安全评价和监管。我国根据国际通行规则，将农业转基因生物对人类、动植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的危险程度划分为四个等级，并从受体生物、基因操作、转基因生物、转基因产品等五个方面进行严谨的安全性技术评价，对上市产品实施严格管理。目前国际上在农业领域应用的都是安全等级为Ⅰ级（“尚不存在危险”）的转基因生物及其操作。严格控制的转基因操作、规范的安全评价和有效的监管保证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因此，经过安全性管理并经政府批准推广应用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是安全的。
转基因技术相对于传统技术是一项革命性技术，在安全性上存在争论是可以理解的。这场争论最初存在于技术层面，对完善转基因技术体系和安全评价体系有利。但由于国家之间技术发展的差距和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争论迅速扩大到贸易、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层面。纵观国际生物科学技术发展史，每一次理论或技术变革都曾引起广泛持久的争论，但最终不仅被接受，而且推动了科技和社会进步。例如，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提出进化论，曾遭到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1866年孟德尔发现遗传定律，其理论直到20世纪才被认可。转基因技术争论与当年生物进化论和基因遗传理论之争相似，不仅有技术之争，还有社会、道德之争。反对派甚至使用人身攻击等方式抹黑新理论及其支持者，“妖魔化”转基因技术，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也不利于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
转基因技术自诞生以来发展迅猛。1983年第一例转基因植物（烟草）问世，1994年转基因马铃薯首次获准商业化种植，2016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达1.85亿公顷（27.8亿亩），67个国家批准了26种植物的种植或进口。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全年种植7290万公顷（近11亿亩）的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甜菜、木瓜等十多种作物，其中94%的大豆、92%的玉米和93%的棉花为转基因品种。全球78%的大豆、26%的玉米和24%的油菜均为转基因品种。2000年美国政府三大监管机构（农业部、卫生部食药局、环保署）认可了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2004年美国食药局认可了转基因小麦的食品安全性。转基因技术是在争论中成长起来的，但其发展基础是在争论扩大前奠定的。
农业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二十多年来，国际上包括转基因食品生产和消费大国美国，尚未出现一例人类因食用转基因食品而出现健康安全问题的案例，担心的“超级杂草”和“超级昆虫”也未出现。相比之下，一些高毒农药在我国推广二十多年，“瘦肉精”使用十多年后才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并被禁用。转基因技术二十多年的历史虽不长，但足以说明其安全性。转基因技术争论还会持续，但科学界应勇于担当，坚持科学精神，社会也应尊重科学、尊重知识。
转基因技术终将像生物进化论和基因遗传理论一样被社会和公众接受，造福人类。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和转基因技术研究强国，有明确的发展战略和完备的评价监管体系，应坚定不移地推进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成为转基因技术应用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