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科学界一直在努力理解LGBTQIA+研究人员所面临的独特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塑造他们在STEM领域的职业轨迹。哥伦比亚大学临床神经生物学副教授兼纽约州精神病学研究所研究科学家David Pagliaccio指出，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等领域已将科学探究转向自身，但Pagliaccio所在的神经科学领域在开展这项工作方面进展较慢。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Pagliaccio与马克斯·普朗克行为神经生物学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Dori Grijseels以及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神经生物学与行为学助理教授Eitan Schechtman共同设计并组织了一项新的全球调查。这项调查访问了全球400多名LGBTQIA+神经科学家，旨在了解他们的工作场所、机构环境的影响、他们是否向同事“出柜”、心理健康状况、立法以及其他相关因素。
《The Transmitter》杂志就这些发现以及机构如何为LGBTQIA+研究人员创造更具包容性的空间，采访了Pagliaccio、Grijseels和Schechtman。
研究动机与挑战
David Pagliaccio表示，几年前他曾进行过一项类似主题的调查研究，当时发现神经科学/心理学领域在理解LGBTQIA+科学家方面远不如其他学科。那项初步研究旨在弥补这一差距。与Eitan和Dori交流后，他意识到国际调查的复杂性，而他们在这方面拥有更多海外经验。因此，这项最新研究旨在了解美国以外的经历，因为科学家自身的经历及其数据记录并不充分。
Eitan Schechtman谈到了研究招募过程中的主要挑战。他们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获得机构审查委员会（IRB）的批准，这使得项目推迟了大约六个月。由于是国际调查，他们必须考虑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指导方针和规则，这其中涉及许多他之前未曾意识到的复杂细节。
克服这些障碍后，许多人（包括三位研究者之外的）在传播调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通过口口相传、Slack频道以及ALBA网络等组织的支持，将调查推广到这个高度分散的社区。例如，一位在德国ALBA性别与性多样性小组的朋友帮助招募，一周内就带来了约100份来自德国的回复，这表明通过社会联系可以触及到整个酷儿亚社区。
美国与欧洲的差异：积极氛围与负面经历并存
研究的核心发现之一是，美国受访者报告了更积极的机构氛围和更高的“出柜”可能性，但同时，他们也报告了更多负面的工作经历。Dori Grijseels解释了这种差异：
- 在欧洲，存在一种“不问不说”的文化。如果研究人员不“出柜”，他们受到骚扰的可能性就较小，这并非矛盾。
- 机构氛围受多种因素影响。例如，机构支持中的医疗保健问题在欧洲和英国不依赖于机构，而是由国家层面决定；而在美国，则与机构提供的保险挂钩。因此，美国机构更有可能提供相关福利，以弥补国家或州层面缺乏的医疗保障。
- 美国人倾向于更开放地分享私人生活，这不幸地也带来了更多骚扰。而欧洲人对私人生活更为保守，较少分享，这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他们免受骚扰，但同时也未能营造积极的机构氛围，并反过来影响机构所能提供的支持。
Grijseels分享了一个例子：当她联系荷兰一个大型认知神经科学系请求分享这项研究时，对方回复称“我们这里没有酷儿，所以不认为需要这项调查。”她认为，该机构很可能存在酷儿，但由于他们不公开，机构便认为没有必要提供任何支持。
政府立法对职业生涯的深远影响
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参与者表示政府立法影响了他们的科学职业决策。Eitan Schechtman认为，他们的工作只是揭示了冰山一角。如果今天再次进行同样的调查，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因为此后发生了许多政策和政府层面的转变。
Schechtman从个人层面感受到了这一点，也通过与其他酷儿科学家的互动观察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等一些州对他们来说变得不安全，更不用说考虑在那里居住。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职业轨迹和选择。学术界具有独特的全球性。Schechtman在加州找到职位之前，曾考虑过加拿大、英国以及美国几乎所有州的职位。最终，机构的地理位置在决策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有两个主要选择：加州和德克萨斯州。德克萨斯州的机构非常优秀，排名很高，在很多方面工作条件更好，比如薪资更高。但对他而言，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他不想生活在一个感到不受保护的州。这些类型的决定也影响着学生选择研究生院，在经济限制下，这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选择。因此，他对于政策对人们学术决策的驱动力之大并不感到惊讶。
机构应采取的切实行动
Dori Grijseels提出了机构可以采取的具体行动来支持LGBTQIA+学生和研究人员：
- 制定并执行明确的保护政策：例如，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者在工作场所应受到尊重，这包括同事使用他们声明的代词。机构需要明确，当有人持续被错误称呼时，应如何处理。
- 与酷儿科学家进行开放对话：倾听他们的需求。例如，Grijseels的一位英国同事提到，今年他的大学没有升起骄傲旗，尽管过去多年都这样做。这个姿态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Grijseels回忆起她的大学在城市“跨性别可见日”首次升起跨性别骄傲旗时，即使看起来微不足道，也让她感受到了巨大的可见支持。
机构只有与研究人员交流，才能了解他们需要哪些直接支持。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却能带来巨大的不同。
研究的未来方向与个人影响
David Pagliaccio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他们希望最终能扩大地理范围，覆盖美国和欧洲以外的国家，这需要更强有力的招募推动。深入探讨地方政治经验，例如特定法律或机构以外的经历如何影响人们留在机构的可能性，将非常有趣。他还希望进行更多的纵向研究，询问人们未来的计划和轨迹，然后随着时间推移跟踪这些人，了解他们最终的去向。这显然很难实现，但非常重要。如果进行纵向研究，就无法匿名，但每种实验设计都有其优缺点。
这项工作也深刻影响了研究人员自身。
Dori Grijseels负责了这项研究的许多定性方面，包括阅读所有开放式回复。她坦言，看到人们如此挣扎，有时会感到非常沮丧。这既沉重又个人化。你试图以科学的方式为自己的身份辩护，这与对动物行为进行统计分析截然不同。这项研究也帮助她重新定义了对科学的热爱，让她觉得存在一个我们可以做好事的空间。科学家在社会中拥有某种权威，人们会倾听他们的声音。因此，能够与人们对话并成为他们的声音，是一种特权。她拥有巨大的特权来做这项工作，发表它并公开谈论它。她非常珍惜这份特权，它也激励着她。
David Pagliaccio表示，这项研究为他已知的问题提供了具体数据。作为科学家，他们喜欢看到数据，因此有数字支持是很好的。这有助于他们在向机构或专业协会倡导时提供证据。他特别关注负面经历（包括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约有四分之一的参与者报告了这些问题。他知道这些差异在普通人群中存在，但在同行和同事中看到这些情况令人不安。对他而言，这强化了开展这项工作的必要性。
Eitan Schechtman认为，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已经是一名PI，有家庭，并且在自己的圈子里完全“出柜”。在这种特权状态下，很容易忘记自己成长过程中以及他人（包括调查中的大多数学生）在青少年和二十多岁时所面临的挣扎。这项工作唤起了他的回忆，以及他个人和人们至今仍在面临的一些挣扎。这对Schechtman至关重要，因为它突显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也突显了他们现在共同努力的其他事业的重要性，以真正带来改变。他们即将启动一个面向全球LGBTQIA+神经科学家的Slack工作区，这将成为一个支持和社区的来源，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地理和身份上感到孤立的人。他们还希望启动一个国际导师系统，让人们能够建立联系。国际性是关键，特别是对于生活在可能没有机会与其他LGBTQIA+人士互动的国家或美国各州的人们。这些数据在推动他的行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且可能会继续推动他未来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