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在洛杉矶的一家酒店房间里，一位资深研究者正在为次日的演讲做准备。她原计划详细阐述大脑连接如何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一个清晰、逻辑严密的科学故事。然而，手机上不断涌来的家乡新闻更新，让她对即将到来的国际创伤应激大会上的发言内容产生了深刻的犹豫。

这种犹豫自2023年10月7日以色列大屠杀以来一直伴随着她，它揭示了创伤神经科学领域中一个难以言喻的问题：当研究者自身亲历创伤时，这如何影响他们的科学工作？

当前，创伤神经科学领域正运用日益精密的工具，深入研究创伤经历如何改变威胁学习、记忆形成和决策过程。科学家们构建复杂的模型，试图预测哪些个体能够从创伤中恢复，哪些将发展为慢性PTSD。然而，对于当研究者自身所经历的战争、流离失所、灾难和公共卫生危机等“亲历创伤”进入科学研究场域时，我们却缺乏足够的语言和框架去探讨其深远影响。

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超越了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全球范围内的战争、人口流离失所、自然灾害以及公共卫生危机，不仅塑造着我们研究的对象，也深刻影响着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们。这其中包括以色列和巴勒坦的科学家及临床医生，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正被急性创伤、丧失、流离失所和职业中断所重塑；也包括伊朗、乌克兰以及其他在持续战争和暴力中工作的科学家们。

在演讲开始前15分钟，这位研究者再次审视了她的开场幻灯片，上面写着：“基于连接组的创伤幸存者PTSD发展预测模型”，这是一场关于大脑连接模式如何预测未来PTSD症状的专业报告。她仔细检查了所有幻灯片，发现“谢谢”页面之后，还有一张额外的幻灯片。直到那一刻，她仍不确定是否会展示它——那张可能承载着个人情感与反思的幻灯片。

这篇反思性文章呼吁创伤神经科学领域正视并整合研究者亲历创伤的维度，认识到科学探索并非完全客观超然，而是与人类的经验和情感紧密交织。在全球冲突和危机频发的时代，理解并支持那些在个人创伤背景下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对于推动该领域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