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科学界正经历一系列剧烈动荡：联邦资助机构预算削减、拨款延迟或取消、以及资助评审政策日益模糊且充满政治色彩。面对这种持续两年的不确定性，神经科学家、知名生物医学媒体《The Transmitter》的特约编辑Nicole Rust在社交平台Bluesky上发帖，向同行们征询应对策略，并探讨这是否会影响未来几年的科研规划。Rust指出，“资助不确定性已成为美国科研领域的新常态，且何时能缓解尚不明朗。既然现实已变，墨守成规、期待相同结果已不合时宜，是时候重新审视‘价值等式’了。”

她的帖子引发了广泛共鸣，神经科学家们的回复从悲观愤世到坚韧不拔，甚至充满反抗精神，许多人都在反思这一新现实对整个科研社区的深远影响。《The Transmitter》随后采访了其中几位参与讨论的神经科学家。

多位受访者强调了当前局面正对整个科学事业造成的损害。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神经计算部门负责人Mark Histed（以个人身份发言）向《The Transmitter》表示：“美国之所以能成为科学超级大国，其基石在于公共资金的支持。正是公共投资，使美国成为全球人才的磁石，而如今，这种公共投资正面临威胁……科学界正遭受巨大损害，公众期待科学家们不仅要阐述正在发生什么，更要解释其背后的原因。” 他特别提到《Science》杂志及其主编Holden Thorp在有效讨论当前问题方面树立了典范。

埃默里大学医学院人类遗传学教授David Weinshenker向《The Transmitter》指出，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带来尚未被充分认识的深远影响：“我认为公众尚未意识到科学进展已倒退了多远，以及多少新的治疗方法和治愈方案将被推迟数年、数十年，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实现。”

资金不确定性也对科研社区的士气产生了显著影响。Weinshenker教授表示，“政府近期的一系列政策变化，为生物医学研究人员营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不透明且令人沮丧的环境。” 他指出，这包括终止不符合政府优先事项的资助项目，以及由政治任命官员做出最终资助决定。他补充道：“在这种条件下，投入数十小时乃至巨大的精力去撰写和提交一份高质量的资助申请，变得非常难以自圆其说。”

尽管如此，Weinshenker教授仍计划继续提交资助申请，但他坦言，他和许多同行都担心不得不缩减甚至关闭实验室。他认为，对于他这样职业生涯较长的研究者而言，这或许不至于毁灭性，但对年轻学者则不然。“我最愤怒和担忧的是那些刚起步或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青年教职同事，以及我目前那些梦想从事学术科学的受训者们。”

此外，多位评论者指出，资金削减的影响并不均衡。西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副教授Kameron Decker Harris表示，像他所在的非R1类研究型大学（R1指美国最高研究活动等级的大学）可能受到尤为严重的打击。他解释道：“资助池正在缩小，而我们却要与拥有更多资源的大学同台竞争，这使得竞争异常艰难。” 缺乏资助已直接影响到他支付学生薪酬、参加学术会议以及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能力。他举例说：“2000美元的出版费，就相当于资助一名暑期研究生的三分之一成本。” 他强调，他们所处理的资金规模比那些大型研究机构要小一个数量级。Decker Harris也计划继续申请资助，但他预计“将不得不缩小研究团队的规模”。

即将就任医疗保健公司Radial神经科学临床试验主管的Sharena Rice向《The Transmitter》透露，她早在当前动荡发生前就离开了学术界，部分原因正是资金的不确定性。她观察到，在当前环境下，人们对非传统资助途径的兴趣显著增加。她表示：“在这些变化之中，对于成立专注研究组织（Focused Research Organizations, FROs）的热情高涨。”

其他几位研究人员也提到了对替代性资金来源日益增长的兴趣，尽管有人指出这些来源无法完全弥补政府资助的缺口，且其可用性高度依赖于具体的研究子领域。例如，Decker Harris教授表示，他计划申请更多来自私人机构的资助。他解释说：“我的工作属于神经人工智能（NeuroAI）领域，而人工智能领域目前资金充裕。”

在这些应对策略的讨论中，另一些研究者则表达了对未来复杂的心情，交织着悲伤、决心与希望。 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副教授Julian Meeks在Bluesky上写道：“我很感激我们之中勇敢的组织者们成功地团结起来，抵制了最坏的情况。我感到愤怒的是，已经造成的损害将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修复。” 他补充说：“我的团队已经减少了几个人，目前也无法招聘新人，但我正在努力支持并生存下去，以期盼一个更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