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山上珍贵的天然林不再允许作为“薪炭林”用于煮饭烧水时，当煤价持续上涨导致农民难以承受时，当煤气罐更换不便令农民左右为难时，农村的“能源替代”问题亟待解决。沼气、秸秆、小水电、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各有优势，如何科学推广与搭配，既能节约成本又实用，同时帮助农民致富并改善社区环境，成为关键议题。

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林鹏指出：“福建等地近年在农村大力推广天然气、液化气，对天然林保护显然有助益。在农村发展可再生能源，必须用产业化的思路，有眼光的资本和企业应当及早行动。”

“生态示范村”也有烦恼

北京平谷区挂甲峪村是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典范，被誉为“平谷生态第一村”。该村通过推广太阳能热水器、小型风车、太阳能杀虫灯等设备，实现了能源多样化。平谷区农村能源服务中心助理王保才介绍：“村里洗澡、采暖都用太阳能热水器，小型风车在风力达到3-4级时就能发电。为防治病虫害，每50亩地安装一盏太阳能杀虫灯，能杀死近40种害虫。”此外，村里引进了生物气化炉，将农作物秸秆、林木废弃物等转化为燃料用于做饭和取暖。村民还自行研制了“挂甲004”型气化炉参与竞争。

农村发展新能源需要稳健的“技术靠山”。在村民家中，平谷农村能源服务试验推广中心的王春革展示了“半气化炉”，其省料但火力稍小。村民王月葵使用的小型气化炉封火时间长，节省燃料，且有利于山区绿化。挂甲峪村还试验推广轻烃气和沼气。2005年3月，该村投资65万元安装轻烃气生产设备，村民范德文表示：“轻烃气比煤气省钱，夏天用沼气，多种能源并用，省时省心。”然而，王保才感慨道，并非所有农村都能像挂甲峪村一样发展，最大的机遇在于政府的政策和技术支持。例如，该村太阳能采暖房、太阳能杀虫灯和太阳能路灯的60%来自国家项目基金支持，而沼气80%自筹、生物质气化自筹占70%左右。目前，挂甲峪村可再生能源仅占能源利用的30%，尚未成为主要能源。

全国劳模、村支书张朝起强调：“农民使用新能源，除了示范效益，更重要的是要有持续的‘能源服务公司’和技术人员。”

沼气补贴速度跟不上需求

贵州毕节地区赫章县是贫困县，实施“天保工程”严格。随着小煤窑关闭，煤价上涨至每吨四百多元，农民被迫上山砍柴，威胁天然林生态。赫章县农业局局长李兴华表示：“如果不赶紧找替代方案，天保工程成果将流失。”当地能源办尝试发展节柴灶、推广沼气、小水电代燃料、种植能源作物、秸秆气化等方式，其中沼气最受农民欢迎。在野马川镇新营村，养殖大户陈卫绪成功修建沼气池，实现“一池三改”（沼气池，改厨、改厕所、改猪圈），并带动全村建设108口沼气池，成为赫章县第一个农村生态家园示范村。但农民反映“沼气不够用”。陈卫绪向记者绘制了“循环经济示意图”，强调沼气是循环经济的关键点。

然而，赫章县仍有大量农户需要技术支援和补贴。修一口沼气池需近2000元，政府仅补贴1000元材料，剩余自筹。目前全县已建沼气池约7000口，国债和省级项目支持新建3000口，但面对15万户农民，进度缓慢。李兴华呼吁卫生、林业、扶贫等部门联合支持，加大国债扶持力度。

“生物质能”利用方式需要科学谋划

赫章县的“秸秆气化”项目招商引资困难，企业难以看到利益增长点。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认为，农业大省可推广秸秆气化用于炊事、采暖和小型发电。秸秆压缩颗粒化后可替代散煤，因秸秆含硫量仅0.38%，而煤平均约1%。清华大学生物质冷压缩成型技术项目已在北京示范使用，计划推广1000台。

中国科学院院士方精云指出，一年生能源作物固定碳后燃烧释放，碳汇能力为零。他提醒：“并非所有秸秆都能作为能源，秸秆最好的利用方式是就地还田，其次才是饲料和能源。农村能源必须广泛‘开源’，利用废弃物只是方法之一，更好的方法是种植新型高效能源作物。”能源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杨富强博士建议，种植甘蔗等能源作物可生产生物乙醇，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但需科学引导，搭建产业链，防止借“能源作物”之名砍伐天然林。

“云南生态网络”负责人陈永松致力于“恢复沼气池的生命力”。他表示：“农民上山砍柴是因为烧柴只出力不花钱。沼气可能是最经济的替代方式，尽管建设需投入，但投入产出比划算。我国推广沼气技术几十年，部分沼气池废弃，现在应争取让旧池重新使用，新池加快建设，实现农村能源替代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