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方某周刊刊登了一篇反对反伪科学的文章，声称打击伪科学会抑制科技创新，并举例称：“去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两位研究RNA的美国科学家，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RNA研究刚进入国内时，方舟子就联合国内一些学术权威对之大肆批判，说‘RNA水平研究’是‘杜撰’、‘痴人说梦’和‘招摇撞骗’，将中国的RNA研究扼杀在萌芽中。”这一说法纯属捏造，笔者本人曾从事RNA水平研究，且与去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杰·孔伯格有过一面之缘。

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在美国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时，正值真核生物转录研究的热潮。转录是遗传信息从DNA传递到RNA的基本生命过程，其调控机制决定了细胞分化与功能，并与癌症、代谢疾病等密切相关。原核生物的转录相对简单，由RNA聚合酶和转录因子完成，而真核生物的转录则极为复杂，涉及约60种蛋白质因子，其中5种普遍转录因子最为关键。笔者的导师曾发现其中一种因子，这也是笔者的研究课题。当时，学界对转录因子的结构与功能、相互作用机制尚不清楚，需要多实验室协作攻关。

笔者有幸见证了真核转录谜团的逐步破解过程。研究成果日新月异，《科学》杂志曾预测21世纪将解开转录之谜，而事实上进入21世纪不久，这一奥秘已基本阐明。鉴于该领域的重要性，诺贝尔奖的诞生只是时间问题。当诺贝尔奖委员会最终决定仅授予罗杰·孔伯格一人时，笔者略感意外，不禁猜测是否与其父亲亚瑟·孔伯格的影响有关。老孔伯格同样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并于1959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笔者与老孔伯格亦有一面之缘。老孔伯格研究遗传信息的复制，1958年他从大肠杆菌中发现并纯化出DNA聚合酶，成功在体外合成DNA。次年，诺贝尔奖委员会以空前速度表彰了这一发现。然而，十年后人们才意识到，老孔伯格发现的DNA聚合酶Ⅰ并非细菌复制DNA的主要酶，而是起修补作用，但该酶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值得欣慰的是，真正负责DNA复制的酶——DNA聚合酶Ⅲ，是由老孔伯格的二儿子托马斯·孔伯格在哥伦比亚大学发现的。托马斯现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生物化学教授。

老孔伯格的妻子是他的实验助手，夫妇二人共同发现了一百多种参与新陈代谢的酶。老孔伯格的自传题为《为了酶之爱》。他的儿子们从小被带到实验室参与简单实验，科学理性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或许老孔伯格应再写一本自传，题为《酶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