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得最早,可是我们却被人骂得很凶——好像我们是制造劣质奶粉和EV71病毒的元凶,这叫什么事儿” 凌晨,在阜阳市人民医院昏黄的走廊里,病人家属们席地而睡,他们多是从阜阳市区外的农村或城乡结合部赶过来的。为了防止增加交叉感染的几率,医院规定每个病床只能留一个病人家属看护。同行的家属只好在走廊上休息。 病房 这些家属以50~60岁的人为主,很少出现年轻的面孔。他们的儿女、孩子的爸妈大多离开阜阳,去外地打工了。一般而言,他们只会在过年的那几天里回到阜阳,与家人团聚。 “大约每年能挣个几千块钱吧。你要不出去人家也会说不上进,年轻人在农闲的时候都要出去。”李素清是阜阳市太和县的农民,她3岁的孙女刚刚因为发烧被送到这里进行病情观察。儿子和儿媳妇一起去了山东打工。“家里靠庄稼收不了几个钱,每个人平均只有几分地。” 在阜阳市政府宣布免除手足口重病患儿医药费后,全市有发烧、咳嗽、呕吐等疑似手足口病症状的儿童都被送到了阜阳市区的几家定点医院接受治疗。在此之前,很多死亡的EV71患儿多因被当作感冒发烧而在农村卫生防疫站被简单处理,因此被耽误最佳治疗时机。 “农村很多人家都很穷,”阜阳市人民医院刘晓琳大夫说,“他们遇到孩子出点小病,一般会用些土办法治。后来实在控制不住,送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已经是病入膏肓了。” 乡村 在张曼丽家乡阜南县的乡间公路上,《新世纪周刊》记者偶遇了在此等车的张曼丽的母亲刘艳红。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她一脸恍惚地向记者打听媒体对她的评价——她认为捐出孩子的遗体太过残忍,外人必定要戳穿她的脊梁骨。 “可怜我的孩子,死了之后还要挨刀子。他们一定会把我骂死??是不是?肯定会说我这个当母亲的怎么可以这样狠心。”刘艳红喃喃地说。 在民风淳朴的阜阳农村,刘艳红为捐献女儿遗体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她准备暂时离开这个伤心地,去上海寻找在那里打工的丈夫。 此次EV71病毒重症患者呈高度散发状态,病例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联。在张曼丽所在的长安村,村里至今没有出现第二例EV71病毒发病案例。 “曼丽发烧的时候,我还喂过她奶呢。”21岁的庞莉是刘艳红的邻居,两家经常串门。庞莉的儿子刘灿比张曼丽大几个月,“天天在她们家玩,我孩子也好好的,没发现什么症状。” 庞莉说,村里的几个月大的孩子有十几个,就单单张曼丽得了这种“怪病”。 镇上的大夫每天都过来给5岁以下的孩子量体温,并告诉家长们要“讲卫生,不吃生,剩饭剩菜要热透”。 “现在连我都会背了,”庞莉笑笑,“他每天都跑过来唠叨一遍。” 一条水沟横亘在庞莉家门前,蝇虫在上面飞舞。几条草狗夹着尾巴,它们躲到村民背后,眼神里露出对陌生人的畏惧。 邻居们都知道刘艳红家死了孩子,但他们也说不清那到底叫什么病。他们态度友好而和善,并不像之前有媒体报道的 “阜阳农村对记者如临大敌”的紧张模样。 “我活这么大岁数,也没见过这种病。”67岁的田学芳在自家的菜地边纳着千层底,她说电视上的新闻她听不懂。 “看电视也就是看看热闹。” 正说着话,她家放养的大白猪背对着我们撒了一大泡尿。 田学芳说,去年夏天的淮河洪水,曾经淹到村里。“大概有这么深。”她在墙角上比划了一下,那大约是一尺深。“ 后来也没有瘟疫,别的地方听说有一点。” 回到阜阳市内,随处可见“喝开水,吃熟食,勤洗手”等标语和防止感染EV71病毒的宣传材料。人们悠闲地在街头遛达,很多人抱着孩子一起出来玩耍。 偏见 “看网上的报道,感觉这里就怎么水深火热了似的。我替阜阳人觉着冤。”阜阳师范学院的讲师段宗明说,部分媒体在报道阜阳时已经戴上了有色眼镜。 新闻学研究生毕业的段宗明一直关注媒体对阜阳的报道:“大家都说阜阳从来不出小事,阜阳从来不出好事,这次也一样,大家就觉得阜阳又倒霉了呗。 段宗明打比方说,这相当于一个老师觉得某学生有问题,就会总盯着他,一关注难免有成见。“河南人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阜阳靠近河南,这里的方言跟河南话颇为相似,阜阳人的性格也跟河南人有些相像:热情,豪爽,也喜好吹牛。 如今也有阜阳人怀念王怀忠当市长的90年代。在京九线开通后的几年里,阜阳曾一度快速发展。于精(化名)是阜阳市某银行的中层领导,他感叹说:“王怀忠是个猛将,能干事,他是大队干部作风。你看现在市里二环规划,还有通往各个县的水泥公路,都是那个时候修起来的。”于精表示,王怀忠之后的几届阜阳市政府要谨小慎微很多,“很多简单的事情都要经过层层汇报,搞得太麻烦了。这对阜阳的发展也是有影响的。” 阜阳近年来曝出的贪官事件、劣质奶粉事件、假药事件,让这座城市的形象一落千丈。 阜阳人早知道他们被妖魔化了,在被外人问起关于这个城市“为什么总出事”的问题时,阜阳人会喃喃道:是啊,总出事儿??你们媒体总是把我们这写得很糟糕,这回又想写点啥? “我们阜阳是受害者啊。”人们喜欢这样来概括发生在这个城市的种种不幸,按阜阳市人民医院刘晓琳大夫的话来说,“劣质奶粉”和“EV71”病毒事件都是“阜阳人民为全国人民做出的贡献”,因为“阜阳人民很坦诚,把问题捅出来了 ”。 “我们发现得最早,可是我们却被人骂得很凶,说阜阳人怎么怎么坏——好像我们是制造劣质奶粉和EV71病毒的元凶,这叫什么事儿。”刘晓琳说。 段宗明是淮南人,在他2006年来到阜阳之前,也曾听到很多阜阳的负面消息。“作为一个外地人,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努力地在塑造一个好的形象。在这样一个内地小城市,公交车上人们能主动为老人让座,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可爱的。” “我一直认为,距离产生误解的几率比产生美的几率更大。”魏锦红对《新世纪周刊》说,她的口气里三分气愤,七分无奈。 魏锦红是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副教授,“媒体在拷问政府良知的时候,政府也在极力维护颜面尊严。但我想提醒的是,无论是急于澄清的阜阳政府,还是追逐热点的大众传媒,请你们在辩驳或拷问时,不要混淆阜阳形象与政府形象、群众利益与政府利益的概念,不要把上述问题捆绑一起笼统作答,含糊其辞。” “我觉得他们不太擅长危机公关。”段宗明说,每次大事件后,当地官员缺乏跟媒体打交道的技巧,以致相互误解。 段宗明、魏锦红所在的阜阳师范学院,正在准备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据说如果能顺利通过评估,学校就可以从 “二本”升为“一本”。为了显示全校师生“升一”的迫切心情,校方已经在大门口挂上了将来的校名招牌:“阜阳大学(筹 )”。 “其实我们阜阳人也希望,这个城市的形象能尽快升级。”魏锦红说。 刘晓琳:上报疫情第一人 -本刊记者/张雄(发自阜阳) 病因确定需要一定时间 从3月28号起,刘晓琳已经快三个月没休息了。 这位阜阳市人民医院的大夫,是阜阳肠道病毒EV71感染事件的最早警觉者和第一个上报者,记者们都说她是“阜阳的钟南山”。 “我哪里是什么钟南山,人家是科学家。我只是个小地方的儿科医生。” 上报病情的时候,刘晓琳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她早给自己找好了台阶:“万一不是EV71,是普通肺炎的话,那人家顶多说我医术不高明。我本来就是个基层的小医生,怕什么呢。” 机智型大夫 从医院到刘晓琳家,走路只需要三分钟。 刘晓琳身穿白大褂,里面配以黑色圆领衫。她皮肤白皙,略施淡妆,脖子上乳白色的珍珠项链是她全身唯一的首饰。在这个稍显粗放的皖北城市,刘晓琳显得低调而精致。 家里现在就她一个人——丈夫常年在离阜阳120公里之外的亳州市气象局工作,儿子也在外地上大学。今年五一节,儿子本想回来呆两天,被她坚决制止了,“我那会儿正忙,哪有工夫照顾他。”刘晓琳说。 屋子里空荡荡的,因为刚刚装修完,家具都暂时送到楼下邻居家放着。厨房的柜子里搁着几包方便面,这让我和同行的电视记者很诧异——讲究饮食健康的医生们一般很鄙视这种食品。 “哎呀,没办法啦。”刘晓琳说。“我还屯了些速冻水饺呢,忙的时候顾不上做饭,只好吃这些。再说我一个人在家做半天,给自己吃,有什么意思?补充一下能量就行啦。” 刘晓琳现在是媒体的大红人,医院那边还有另一拨记者正在等着她接受访谈。 刘晓琳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毕业生。从1982年蚌埠医学院毕业,刘晓琳在阜阳市人民医院干了26年。 在阜阳市人民医院,刘晓琳是个机智型大夫。 1999年,一个名叫张志强的孩子在突然昏迷后被送到医院不停抽搐,生命垂危。根据患儿的临床表现,医生高度怀疑其为意外中毒,但家长不能提供毒物接触史,无法确诊。刘晓琳对患者进行了洗胃,但胃液的毒物鉴定结果要半天后才能出来。患儿病情不允许等待,紧急之下,刘晓琳让家长从市场上买来一只活鸡,把洗胃抽取的胃液喂小鸡,小鸡很快抽搐死亡,证明中毒诊断成立。后来经鉴定,毒物为毒鼠强。经过4个小时的透析治疗,患儿转危为安,患儿全家感动地向刘晓琳跪地叩谢。 捅出劣质奶粉 “按理说,我跟你们这些媒体打交道也挺长时间了,”刘晓琳指的是2004年她上阜阳电视台做节目,告诫民众不要购买劣质奶粉。“有时候我真搞不懂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会不会又要说我们阜阳的坏话。” 2003年9月,刘晓琳在整理病例时发现,这一年幼儿营养不良发病率明显高于往年。她就问患者家长小孩吃的是什么奶粉。“他们说大多数在五六块钱一袋,当时商店里稍稍知名一点的牌子都在十二块钱以上。我又问他们一个月吃多少,家长说有七八袋,量是足的,那么就可能在质上有问题。”刘晓琳动员家长去化验奶粉的成分,不过这个化验费要200多块钱,这对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而言是个大数目。 后来,来了个刘晓琳同事的朋友,带来一个孩子,也是营养不良。因为是熟人,刘晓琳说服了他去给奶粉做了化验,结果让刘晓琳大吃一惊。 “蛋白质含量只有2%,按照国家规定,最起码在12%以上,连米粉的营养价值都没有。当时大家在一起讨论,非常气愤。你要是假烟假酒骗骗成年人就算了,干嘛要来害孩子啊?怎么能黑心到这个份上。”刘晓琳说。 刘晓琳觉得劣质奶粉的情况很严重,就去当地电视台做了一期节目,告诉老百姓,不要因为贪图便宜上当受骗。不久,当地有关部门在抽查后公布了在阜阳市场上销售的57种劣质奶粉名单。此后半年,阜阳市风平浪静,营养不良的孩子明显减少。刘晓琳挺高兴,她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好景不长,到第二年的2月,营养不良的婴幼儿又多了起来。“毕竟生产厂家不在阜阳,我们阜阳是受害的地方,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又进到这里。”刘晓琳说,“《中国消费者报》的记者过来采访,当时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们问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这件事情就被炒出来,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劣质奶粉很快受到了严厉的打击。不过,这次媒体风暴的焦点最终却转移到对阜阳市政府的质疑上,一些舆论指责阜阳市政府不作为,包括市长在内的一批官员受到了行政记大过或撤职的处分。 “我觉得这对阜阳不公,因为阜阳最早发现了奶粉的质量问题,而且阜阳公布了劣质奶粉的黑名单,为全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后来呢,媒体一炒,大家都来指责阜阳的领导和主管部门,真正制造奶粉的外地厂家、销售商们倒没人过问。作为一个阜阳人,我不太明白这是为什么。” (责任编辑: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