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个体在应对不确定性时，基于主观感受和认知结构做出判断。强迫症源于对不确定性事件的选择性注意，不仅个体可能患病，群体也可能表现出类似症状。强迫症在本质上是对负面小概率事件的夸大，其认知偏差受个人经历和社会文化背景影响。
关键词：不确定性；认知；强迫症
一、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与自我实现过程中的威胁
随着不确定性研究的深入，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特征已得到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硬科学以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软科学领域的广泛认可。尽管多数研究仍聚焦于确定性，但很少有人能实质性地质疑世界的不确定性。正如有学者指出，昨天的经验可能无法解决明天的问题，世界只有经历，没有规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本身。在此背景下，混沌科学和复杂性科学蓬勃发展，充分证明了自然世界和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从常识看，人类仅是宇宙的一小部分，未来事件无法完全预测，外部世界不可完全掌控，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从出生起就面临诸多威胁和风险，这些威胁不仅涉及身体和生命层次，还贯穿个人自我实现的整个过程。借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个体在生理、安全、归属和自我实现各层次都可能受到不确定性的威胁：饮食保障、疾病传染、意外事故、爱与认同的获得、理想实现等，这些需求的满足并非必然。此外，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威胁还涉及“能否得到最佳满足”，即面临多种选择时，所做出的选择是否最优，这也是一种普遍威胁。正如吉登斯所言：“就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健康而言，生命的维持内在地服从于风险。人类行为强烈地受到传递的经验以及自身计算能力的影响，以至于每个人都被隐含在真实生命事务中的风险焦虑所淹没。”人生中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许多人因此消沉、悲观、自暴自弃甚至自杀。人生历程充满不确定性，要顺利走完，要么足够幸运，要么能够战胜不幸。从消极意义上说，人的生命历程是对威胁的防御过程，自我本身就是一个防御体系。马斯洛指出：“动力理论所必然得出的最后一点是：我们必须永远把威胁感本身看作是一种对于其他反应的动力性刺激。”
总之，只要不确定性存在，威胁就无法消除，只是威胁的种类和大小随不确定性的性质和程度而变化。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威胁的客观存在是必然的，即使有些威胁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组织日常生活；如果一举一动都潜伏巨大威胁，生活将难以为继。
二、不确定性的主观认知与强迫症
在自我实现过程中，虽然不确定性和威胁是客观存在的，但威胁要产生实际作用，还需经过主观感受和认知过程。不同认知主体的生活经历和认知结构不同，感受到的威胁程度也不同。例如，乘坐飞机存在空难风险，但有人对此不以为意，有人却深感恐惧，这主要是认知和心理问题。因为特定时期飞机失事的概率是固定的，但主观感知差异很大。影响不确定性认知的因素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客观信息的把握，即对不确定性事件相关信息的掌握程度，这主要基于过去经验。虽然过去经验与未来事件的相关性有限，但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得已且有效的途径。信息把握取决于信息的完备程度和质量，受认知能力、主观努力、事物复杂性等因素影响。二是已有认知结构的差异，导致对相同事件的认知结果不同，这主要是心理问题。主体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涉及注意、感知和判断，这一过程不可能完全客观全面，因为注意力有限，只能选择性注意局部，并据此做出判断，而选择依据主要是过去经验。例如，乘坐飞机时，安全或不安全的选择取决于注意焦点：大多数人关注飞机失事概率极小的一面，可能基于自身或他人的经验以及媒体报道；但也有人关注不安全的一面，尽管可能性很小，但并非绝对，尤其当主体有相关经验（如亲人死于空难）时，可能高估风险。因此，选择哪一面更理性只是程度问题。当两种可能性概率相近时，很难说哪个选择更理性。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感知与客观可能性常有出入，即使简单事件如彩票中奖，不同人的感知也不同，甚至受过严格数学训练的人也不例外。个人经历导致对不确定性的不同可能性给予不同加权，如“一年遭蛇咬，十年怕草绳”，即对模糊事物判断时加重了威胁的可能性。马斯洛指出：“经历过一桩极其严重事变的人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死亡一直等在他的门外。”这涉及信任问题：主体对外部世界越缺乏信任，就越倾向于威胁性一面，而信任是在一生经验中积累的（弗洛伊德认为主要在儿童时期形成）。
精神病学中的强迫症表现为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本质上是主体对不确定性事件认知偏差的结果，即对威胁性一面的估计大大超过实际可能性。心理学概括强迫症的基本特征为：重复出现缺乏现实意义、不合理的观念、意向或行为。所谓“缺乏现实意义、不合理”，指对可能性的不适当夸大。例如，关注自身健康是合理的，但一天到晚围绕此问题打转，将无关现象都与疾病联系起来，则缺乏现实意义且不合理。实际上，对威胁可能性的估计从完全忽视到过分夸大是一个连续分布，呈正态分布钟型曲线。大部分人对威胁有恰当估计并采取相应行动，处于趋中部分；但有人过高估计威胁，也有人完全忽视威胁。严格来说，钟型曲线尾部部分都属于不太正常：一端是盲目乐观的赌徒性格，总是低估威胁，凡事向有利方面归因；另一端是强迫症，过高估计威胁，凡事向不利方面归因。因此，正常人与强迫症之间没有绝对界限，精神分析家甚至认为没有正常的人。
三、一个例证
所有强迫症案例都支持上述逻辑，以下是一个中国案例：
病人男性，23岁，某大学研究生。来诊前6年，在大学图书馆看到一本科普杂志，其中一篇短文介绍喉癌早期症状以帮助早期发现。当时他正好嗓子不适，担心是癌症，心情紧张。次日到校医室及市内各大医院检查，医生均诊断为慢性喉炎，但他仍不放心，又翻阅其他医学杂志查找各种癌症知识。想到腰部皮肤有黑痣，怕是癌，多次就医被否认，最终要求病理检查才放心。此后经常担心患癌，发现几年前腿上蚊子咬后遗留的小疙瘩，怀疑会癌变，多次检查被否定后仍未完全放心。来诊前两年大学毕业，考入其他城市某大学读研，仍怕癌症，经常到图书馆翻阅癌症书籍和科普刊物，试图排除恐惧，但越看越怕，整日惶惶不安，开始怀疑精神不正常。到当地精神病院就诊，诊断为恐怖症，接受催眠和行为矫正疗法（如橡皮圈弹动手腕），无效。感到紧张压抑，对医生关于皮肤小疙瘩不是癌的解释不能完全相信。一次偶然发现脸上以前有的小疙瘩不见了，便认为是“转移”，心情紧张。许多医生解释保证，仍无法静心学习，由外地来京求医。
很明显，这是对不确定性事件威胁性一面的过分选择性注意，甚至只看到威胁性一面，对大部分人不会患癌的事实视而不见。当某事件可能性很大时，人们自然会将许多不相干事件归因于此，如嗓子不适、对医生诊断不放心、查阅资料、腰部黑痣、蚊子咬的小疙瘩、脸上小疙瘩消失等，都被视为癌症征象。问题在于，每个人确实都有患癌可能性，甚至比中彩票大奖的可能性大得多，为什么我们能理解彩迷，却不能理解强迫症？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选择小概率事件加以注意并过分夸大。因此，强迫症的本质是对负面小概率事件的夸大，其后续行为表现实际上是合理的，因为在巨大威胁下采取防御措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这种威胁是心理感受上的。所有行动都基于这种感受，而非客观事实，只是这种感受有时与客观接近，有时相差甚远。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不确定性事件的认知。
导致认知偏差的原因，幼年经历固然重要，但整个人生经历同样重要。因为对未来不确定性事件的认知实际上只是对过去事件的认知，即过去的经验。正如马斯洛所言：“由于现实是动态的，又由于当代西方人只能较好地认识静止不动的东西，这样我们的大量注意、感觉、学习、记忆和思想所处理的，实际上就不过是那些从现实中静态地抽象出来的东西或者某些理论建构罢了，而不是现实本身。”此外，认知偏差的原因还涉及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等宏观方面。不同群体、阶层、性别等，因经历不同，对不确定性事件的感知也不同。例如，城里人对虫子掉在身上的反应与农村人大不一样，因为引起的恐怖程度不同。现代媒体制造的舆论、知识系统以及吉登斯所称的脱域机制，对民众认知产生很大影响，因为这些脱域机制对不确定性的处理本身已作了一次选择性注意。因此，从宏观意义上说，患强迫症的主体可能不仅是个人，还可能是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民族，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推论，也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四、讨论
强迫症的实质是行为主体对不确定性事件的选择性注意，即只关注威胁性一面，对其他可能性很少考虑，是对客观世界的片面认识，通常与社会普遍认可的基本信任相矛盾。其根源在于行为主体的过去经验以及宏观社会文化背景。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不确定性的世界，我们永远只能依赖以往经验进行预测。对不确定性事件的了解相当于抽样调查，我们只能了解其中一部分，因为动态世界不断变化。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只能借助样本进行估计，虽然多数情况下可靠，但两类错误的存在是绝对的，因此总存在接受错误结论的可能（纳伪错误），此时小概率事件可能成真。所以，在不确定性认知中，坚持公认属于小概率的一面，虽然被认为“没有现实意义”、“不合理”，但也有可能是真正现实的、合理的。因此，被社会视为强迫症的，实际上是真正合理的。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有真知灼见、坚持真理的人反而被社会视为异端，在当时被当作强迫症，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并不罕见。
因此，无论在哪种意义上，强迫症都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不正常。强迫症的存在是必然的，因为不同行为主体不可能对不确定性事件的不同可能性做出完全相同的估计。一般情况下，这种估计总体上呈正态分布，尾部部分属于“不合理”估计，其中偏向威胁性的一端就是强迫症。所以，特定社会中被视为强迫症的人，也有可能不是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因为真理也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尤其是当社会的“正常”仅建立在传统或约定俗成习惯的基础上时，某些强迫症可能是真正的正常者。
当然，对于像前面所举的日常生活中的强迫症，可以基本断定为不正常。相应的治疗措施，从根本上说，应从患者的经历出发，以最终改变其扭曲的认知结构，从而达到从源头治理强迫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