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非共识研究

　　令人侧目，令人惊奇，与过去的科学共识相背、相左的研究称其为非共识研究。科技创新就是不断从非共识走向新共识的认识过程。它是科技创新的源头。

　　自然科学在永不停顿地发展，因此，自然科学是一座永无尽头的长河，也是一座始终处在建造过程中的永不完美的大厦。如果一切都完美了，岂不一切都完结了吗？自然科学还怎么发展呢？所以，当我们还不能鉴别哪些非共识研究能成就科技创新，哪些非共识研究属于无效劳动之前，科技界对涉及非共识研究的人和事要宽容，切不可横加指责。从非共识到共识，这本来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此，对非共识研究，国家要鼓励更多的人去沙里淘金。

　　普朗克的黑体辐射公式说，电磁波与物质的能量交换不是连续的，而是一份一份地发射或吸收的，从而引出一个有悖于传统观念的光量子概念，但也因此，理论和实验才互相吻合。可是，偶然发现光量子后，普朗克本人又花了12年时间，还想用经典物理语言推导出相同的结果，但终未成功。可见，传统观念在人们心中是如何根深蒂固。

　　近代物理一大支柱——量子论，就是从非共识研究中修成正果的，但为什么中国各大学术期刊总是对小人物投来的非共识研究的稿件不屑一顾呢？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审稿力量不足，或是让那些被认为“无价值”的稿件倒了胃口；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有水平的审稿人太少；或者，是否对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爱心不够也未可知。其实，对民间来稿，资深科学家看看题目，看看结果，看看采取的研究方法，有5分钟就可以找出问题所在；半小时以后还看不出问题，文章必有可取之处，即使未被录用，也总该给人一个善意的审稿意见。学术期刊的主编们应是服务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代表的是社会的良心。

　　科技创新在我国为何如此之难

　　2003年11月7日，在庆祝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自主创新的方针，牢牢掌握尖端技术发展的主动权。这是再一次向我们指出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但5年过去了，我们的科技政策还是以文章取人，以文章数量取人，以文章引用率来衡量人的学术水平，并作为褒奖的依据，而唯独在体制上如何保证科技创新，如何鼓励非共识研究，如何改正科技资源为少数人垄断的局面，很难听到中肯的声音。在这种状况下，科技人员为了生存，忙着交差、交账，谁还有勇气去作什么非共识研究呢？

　　到了2009年，另一种声音又在媒体响起，说什么中国科技和国外先进水平相差甚远，重大创新有难度；说什么要高薪聘请一批海外一流科学家、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装备，似乎中国的科技腾飞可以用钱买。学而优则仕的千年国粹和市场经济一拍即合。什么是爱国主义？知识分子应有的历史使命是什么？为什么总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呢？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在科学工程领域成绩斐然，两弹一星、嫦娥工程、36公里跨海大桥、枭龙战机等举世瞩目，然而在基础研究领域却乏善可陈。上千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没有一个大陆学者，难道中国本土真的没有杰出人才吗？还是人才成长的土壤和环境出了问题？横观当今科技部门分工之细、学科之多令人眼花缭乱。专家、专家，多半是一专之家，每人都有一块别人很难介入的小小的属于自己的独特领地，把分工变成了分家，而现代科学的特点却在综合。像费曼和朗道这样的横贯各科的大师一个没有，像丁肇中、朱棣文这样的科学实验巨匠也难得一见。

　　在中国，所谓基础理论研究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在文献海洋中跟踪当代科技前沿，拾缺补遗，也还是在跟踪。在高新技术领域，少有人去做刨根问底的实验基础研究。条条道路通罗马，怎么就不能另辟蹊径，走出中国人自己的创新之路呢？用仿制去跟踪别人，最后受专利的封锁，不是白辛苦一场吗？难怪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说：“我是支持基础研究的，因为任何应用和开发都以基础研究作为动力与源泉。”真是一语道破天机。科学家不下地狱，怎能升得天堂？把基础研究与攻克核心技术分开，把格物致知与学以致用分开，科技创新难，当然是难于上青天了。

(责任编辑：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