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自然》杂志2003年4月第422卷第69313期第456页，原题为“Crick's extraordinary ambition”。当全球科学家和公众庆祝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发现五十周年之际，该发现者之一正投身于另一项富有挑战性的探索——尽管尚未完成，却同样值得庆贺。
获得诺贝尔奖足以改变人生，瞬间为获奖者带来远超其研究领域的影响和地位。有些人利用这种地位影响科学政策，更多人则借此为所在机构或其他有意义的事业吸引捐款或投资。然而，极少数获奖者会以指引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的相同原则，继续在另一科学领域开创事业。弗朗西斯·克里克正是后者——在发现生命根本DNA之后的几十年里，他将天赋转向一个深层次的科学问题：意识的根源——大脑。
《自然》杂志不仅荣幸地发表了克里克对人类理解生命分子基础的开创性贡献，还在过去二十年中，发表了他在认知神经科学多个领域的文章。他常与顶尖神经科学家合作，专注于脑的功能性结构研究。例如，他将大脑视为神经网络，尝试回答“我们为何要睡觉”这一问题——神经网络结构可能需要周期性更新。他曾描述人类神经解剖研究的落后现状，并与克里斯托夫·科赫合作，撰写多篇关于视觉感受和意识的研究文章。特别地，他开创了意识神经关联的研究，在其著作《惊人的假说》中举例：当你看到红色，当且仅当大脑中某些特定神经元和/或分子表现出特定活动。
当克里克将注意力转向神经科学时，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研究远非主流。哲学家将意识视为专属领地，偶尔让给神经心理学家——后者通过对盲人或裂脑病人的研究带来全新认识。基础神经科学甚至被该领域科学家认为难有成果。19世纪伟大的神经生理学家埃米尔·杜布瓦-雷蒙曾宣称意识的科学探索不可能，这一观点至今仍有神经科学家坚持。
建立联系
然而，克里克拥有詹姆斯·沃森曾顽皮描述的那种自信：“我从未见过弗朗西斯·克里克有丝毫谦虚。”凭借这种自信，他促进了意识与神经科学的结合。许多伟大思想家曾研究过意识这一最终科学前沿，但几乎无人严格从神经科学角度考虑——从单元生理学到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必须为任何基于生物学的意识理论提供实质性内容。
通过回答一个恰当的还原论问题，克里克催化了一场科学革命。当他着手研究意识时，也采取了类似方法：先设定恰当的问题。与其无休止争论意识的精确定义，克里克和同事集中研究视觉感受——它在人类经验中居于核心地位，且适于用动物模型研究；与其研究模糊的“突现”大脑性质，他们采取第一步应对特异性，提出特定神经元群体的活动对应于特定意识现象的假设。
神经科学仍缺乏快速积累数据的研究工具，因此评估克里克具体假设的影响为时尚早。然而，他提出的问题基础扎实，被视为挑战而非令人沮丧。仅知道某个区域多少百分比的神经元在视觉感受时产生回应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找出涉及的具体神经元及其刺激与被刺激的神经元，才能证明或否定视觉感受是大脑皮层更高级区域功能的观点。神经科学家不断推进现有技术的应用，克里克并非提出这种信息必不可少的第一人；但他对神经关联法的强力倡导，已激励该领域发展新方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并提出更高级的问题。
尽在脑中
更一般地说，神经科学因缺乏强有力的理论而受损。我们都同意解开大脑秘密需要新假设，然而理论神经科学家常被低估。似乎有太多数据要处理，同时能严密建构具体理论的数据又太少。许多人觉得，为特定认知现象提出看似合理的神经解释太容易，而要绝对支持或否定它又太难。克里克和同事持续清晰提出的研究意识的理论框架，就是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力量的一个例子——当合适的实验工具出现后，它不会成为无法否证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公众对意识解释的欲望极大，因此常被施以“精神垃圾食品”。与此相反，克里克用《惊人的假说》将意识的神经科学研究带给受过教育的公众。将统一大脑与精神的理论带给大多相信两者分离的人群，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既需要卓越声望，也需要清晰声音。
克里克过去几年提出的关于意识神经生物学基础的观点，并未构成统一自洽的理论；相反，它们是对无穷可能性的探索，鼓励神经科学家面对这一艰难课题。更早的诺贝尔奖得主欧文·薛定谔同样不惧怕从成名领域走出，提出“什么是生命？”的问题；“什么是意识？”这个问题，当更多内容积累起来后，同样将被重新诠释。果真如此，这个问题将完成从哲学到科学的转化。
克里克对神经科学既进行洞察性批评，又给予有力倡导，发扬了他非凡的勇气——坚信对意识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是值得的。他这样做，让我们有条件去希望，甚至预期，意识难题将被最佳地放置在科学领域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