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承鲁（1923-2006），江苏无锡人，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195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是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主要贡献者之一。20余年来，他因坚持抨击学术腐败、呼吁科学道德而被誉为“科技界的真理斗士”。2004年11月18日，他参与发表文章建议改革中国科技体制，再次引发广泛关注。

2004年，邹承鲁因淋巴癌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接受化疗。尽管身患重病，他依然心系中国科技发展。2004年11月，他与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教授饶毅、中国科技部科学顾问鲁白共同在《自然·中国之声》上发表题为《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的文章，直指中国科技管理体制的弊端。文章指出，中国科技管理仍停留在“人治”阶段，行政权力过大，非专业官员主导项目计划和经费分配，导致“处长政治”盛行，严重制约了科技进步。他们建议建立“竞争优胜的科技体制”，实现政治与科技的分离。

邹承鲁的学术生涯始于1949年，他的第一篇论文即发表在《自然》杂志上。1981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不久，便首次在科学界提出“科研道德”问题，批评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等行为。此后20年，他持续在媒体和公开场合痛斥学术腐败，主张科学道德回归。2001年，他公开指责某生化学会官员为核酸营养品进行商业宣传；2002年，他抨击徐荣祥“5年克隆人体器官206种”为伪科学。他还列出了学术腐败的“七宗罪”：伪造学历、工作经历；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一稿两投甚至多投；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

邹承鲁的直言不讳使他成为学界“有性格的人”。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饶毅评价说，这样的人在中国“有人钦佩、有人头痛、也有人不满”，但他们的存在为年轻人提供了“具体的例证，说明中国国内有成就的科学家们中有一批客观态度者”。邹承鲁坦言，他的行为得罪了不少人，包括教授和官员，但他并不后悔。他认为，科学领域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是体制问题，而改变体制需要勇气和坚持。

邹承鲁的家庭也令人尊敬。他的妻子李林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之女，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院士。两人于1950年代在剑桥相识并结为伴侣。2002年李林去世后，邹承鲁独居于“李四光纪念馆”，坚持每天上班。即使在病榻上，他仍急切盼望出院，因为“没有工作我不知道该怎么过”。

邹承鲁历年言述：

• 关于论文剽窃：置之不理是不行的，必须公开承认错误，自己尽快改正。
• 关于诺贝尔奖：这个目标不是为了科学，而是为了奖而工作。碰到一个坎的时候，你也许就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去过这个坎。这样你不但不能得奖，而且搞不好会身败名裂。
• 关于院士选举：院士选举最大的毛病一是不够透明化，二是单位的参与实在太多了。
• 关于学术打假：我们作为科学家应该有责任向大家说明一些事情的真相。这是为了科学的声誉和自己的良心。
• 关于出风头：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是不可能有什么“第二职业”的，过多的兼职，过多的抛头露面，只会毁了一个有前途的青年科学家。
• 关于核酸风波：珍奥公司是在借教授之名，借大学和科学院之名进行商业炒作。近年来，各单位教授评得太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商业炒作的风气。
• 关于院士评选“十大科学新闻”：我想每一个院士都有自己的专业范围，对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外的并不一定熟悉，因此我想评选就不必用院士名义了吧。
• 关于科学研究成果的质与量：最近几年尚存在一些片面的认识和做法，譬如单纯追求SCI论文数目，有些人可能只做一些小的容易发表的文章，而不敢或避免去攻克有重要意义但非常艰难的科学问题，表现为浮躁、急功近利。这样发展下去只会导致科学研究低水平重复，导致我国最终不能进入世界科学强国。
• 关于科技规划：我们不是完全否定规划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科学和部分含有原始性创新的技术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预见性。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务必充分认识这一特征，规划可以一方面指出方向，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禁区，并且在规划中留有充分的余地。

新闻背景：关于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的讨论始于2003年3月22日，温家宝总理决定制订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以指导今后15到20年的中国科技发展。2004年11月1日是中国科学院建院55周年纪念日，温家宝总理强调要从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高度，对我国未来的科技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和统筹安排。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邹承鲁等三位学者的文章在《自然·中国之声》上发表，引起巨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