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在日前举行的2009年宁波大学校长与企业家论坛上，中国科学院政策所专家张洪石说:“当前，中国高校的科研导向扭曲，甚至在国家拨付项目经费的‘温室’中‘自娱自乐’。搞科研项目都是为了出SCI论文，有了论文就评教授，评上教授就是人才。”至于这些论文的实际价值或市场用途，则无人问津。（详见：）

　　造成这些症结的原因，是我们的科研事业早已背离其原初宗旨。今年的诺贝尔奖刚刚公布，关注获奖者的感言会发现，一个不变的基调总是:当初做此项目就是出于兴趣，今日得奖则是意外惊喜。此言绝非出于谦逊，实为肺腑之言。这就是说，科研的原动力只能来自于兴趣，一种好制度的设计就是要让这种兴趣有充分的施展空间。说到制度的设计，可行之道须是顺着人性来设计。

　　就高校的科研奖惩制度来说，某些行政部门似乎熟谙此道，它们抓住人性中自私逐利的一面，令其尽情释放。比如，大多数高校都有这样的政策，教师若是申请到校外的研究基金，尤其是来自各级行政部门的，学校便配套给予同等数额的经费奖励。这种现象正应了所谓的“马太效应”:让富有的更富有，让穷困的更穷困。于是，高校教师中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趋严重。这一制度因为一举抓住了人性中自私贪婪的一面，所以效果显著，教师申请科研经费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但积极申请科研经费却不等同于积极投身科研事业，这完全是两码事。可惜，该制度的设计者混淆了其间的本质区别。由此造成的恶果有目共睹:申请环节腐败丛生，科研纯属逐利工具，造假作弊屡有所闻，成果质量堪忧。这一切的幕后推手在很大程度上即在于上述那套行之有效的科研奖励制度。

　　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科学研究不同于技术发明。鉴于技术发明带给人类的是巨大的福利好处，现代专利制度在保证发明者能得到丰厚金钱回报的同时，也就保证了技术创新的社会原动力。然而科学研究的成果却难以有如此立竿见影的福利回报，因而科学家的研究动机决不在于物质上的厚报，而在于满足好奇心或兴趣的同时，得到荣誉上的回报。比如，得到同行的认可，得到优先权的承认(诺贝尔奖的意义或荣誉感正在于对这两者的认可，奖金倒在其次)。牛顿一生都对优先权的归属问题耿耿于怀；当达尔文获知华莱士也已提出与自己相同的理论，眼看就要失去对自然选择理论的优先权时，痛苦之情难以述说。可见，正是科学家这种对荣誉的看重，令他们的科学激情经久不衰。

　　那么，一种合理的科研制度，究竟是激发荣誉感，还是挑逗贪财之心呢？答案无须再说。只是荣誉感的形成，离不开同行的自主评议，在此，行政权力不应越俎代庖。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