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6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黄禹锡案作出一审判决：黄禹锡因犯有“侵吞研究资金罪”和“非法购买卵子罪”，被判处监禁2年，缓期3年执行。这一判决在韩国国内并未引起太大波澜，却在中国法律界和学术界激起强烈反响。多家媒体迅速报道，众多分析人士追问：我们能从韩国学到什么？每当国内学术界发生“地震”时，总有人叹息：为何我们不能效仿韩国的处理方式？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段伟文指出，对学术行为的法律追究最终都归结到研究经费的使用上。“如果研究者拿的是国家的经费、纳税人的钱造假，就应该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然而，韩国检察院最初试图以科研成果造假起诉黄禹锡，但黄禹锡坚持称本人未参与数据造假，对其下属的行为也不知情。韩国律师郑然镐（曾任检察官12年）表示，检察院无法判断科研成果的真假，“在科学界都存在争议的事情，非专业的检察官无法判断。即使有部分论文造假，也不能否认其他研究。但也不能不了了之，所以最后只能对科研经费的使用来起诉。”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于国旦分析，通过造假骗取国家科研经费需分两种情况：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经费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可认定为诈骗罪；二是经费虽通过造假手段获得，但仍用于科研活动，对此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在我国，一般公民骗取国家财产可构成诈骗罪，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骗取国家财产可构成贪污罪，但均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学术造假中经费未据为己有的情况，不符合上述罪名的构成要件。因此，有观点认为有必要在刑法上增设相关罪名。

于国旦进一步指出，是否单独规定此类行为，需考虑制裁效果和司法成本。制裁效果指法律规定对惩治学术不端的作用，若有其他非刑罚手段，最好优先使用；司法成本则包括调查取证难度、审讯时间等。他认为，将通过学术造假骗取科研经费（非占为己有）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仍较困难，因为这涉及学术造假的认定问题。

在黄禹锡案中，“是否将经费据为己有”并非判决要点。郑然镐解释：“拿到钱怎么用很难判断，它只是量刑的依据。我们只看你获得钱的方式是否正当合法。黄禹锡被判缓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钱没有被他个人占有。”韩国法律中没有“欺诈政府科研资金罪”这样的罪名。该案中，最大一笔近200万美金的科研经费诈骗指控被判无罪，而挪用政府50万美金科研经费和民间团体5万美金赞助费的指控成立。判决的罪名仅表明他在获得科研经费时资料或手续不齐全，如没有发票或收据。

郑然镐还分析，黄禹锡案之所以沸沸扬扬，是因为在其研究取得成果后，政府和企业都加大对生物领域的投入。“就在这个时候出了这件事，很多人都在议论投了那么多钱怎么办。所以案子本身更大的意义在于对科研经费使用的警示作用。”段伟文则表示，学术造假行为最终要考虑伦理和法律的切割。“学术问题主要还是要靠学术共同体来解决，非常明显的违法事件要靠法律来解决。”从法律角度看，黄禹锡案给我们的启示是：应完善现有法律框架，制定更详细的法律解释条款，加强法律的解释力，让其更具操作性。“比如在科研经费的使用中，怎么样算‘非法占有’，怎么算‘贪污’？”另一方面，他指出，我们还需进一步明确法律主体，加强司法实践。“我们的问题是，出了事没有人提起诉讼，有法律没人去执行，也就没有司法实践。而司法实践对法律的制定和完善都有很大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