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去世前曾问：“为什么中国创新人才总是‘冒’不出来？”是为“钱学森之问”。钱老曾为国家科学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也熟悉我国科研环境，他的发问，使人震撼，令人深思。相关讨论已有很多，笔者根据回国多年的所见、所闻，所经历的感受写成本文，权作一管之见。

　　笔者以为，在制约我国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产出的可能因素中，科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异化现象，和科学管理的过度行政化可能是重要因素，而后者又是前者愈演愈烈的原因。

　　“头衔热”燃尽科研初衷

　　科学研究的本源是人类追求真理的探索行为，其最初驱动力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众多的科学发现给生产和生活带来利益，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亦成为科研的驱动力。这些在今天仍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宗旨。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科学研究已由追求真理的探索行为变化为一种职业，并成为部分人谋生的手段。这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合理衍化，也是目前国内外普遍存在的现实。科研工作者通过科学研究获得个人名利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环境和体制促成科研人员更多关注个人名利，淡忘或者偏离科研初衷，这种异化就是负面的，将导致浮躁和不端行为。

　　在发达国家，功利驱动导致的学术不端同样存在。但多年来，我国产生真正的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原始创新成果数量很少，学术不端行为又屡屡发生，其原因可能有多种，除了科研人员本身的素质和心态，深层次上也与我国的科研体制有关，相当程度上又与管理过度行政化有关。

　　我国恐怕是世界上对科研人员设立各种“头衔”或曰“符号资本”最多的国家，除经常提及的“教授”、“博导”、“院士”，还有诸如“国家级专家”、“政府津贴获得者”、“优秀专家”、“跨世纪人才”、“科技领军人物”，以及各级政府设立的诸如 “长江学者”、“浦江学者”、“天府学者”、“珠江学者”、“芙蓉学者”等头衔。对这些名目繁多的头衔，应当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一方面它们有激励科研人员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也衍生出一定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