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界的急功近利现象由来已久，严重制约了基础科研的深度发展与创新突破。本文通过多位科学家的亲身经历，剖析了当前科研评价体系中的弊端。

美国康奈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系教授吴瑞曾以2000年为样本进行估算：中国大陆生物学家的数量、政府资助的生物学实验室数量以及该领域发表的论文总数，与美国同类数据大致相近；然而，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发表的具有国际水准且较高影响力的论文，却不到美国学者的4%。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论文发表在国内杂志上，只有极少数能登上高影响力的国际期刊。

“人头税”式的科研压力：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罗跃嘉指出，“给你钱，就得在一定时间内出成果”是中国科学界的普遍心理。他负责的一个500万元基金项目，要求10个课题组在3个方向上3年内完成3篇论文。虽然他们凭借先前的工作基础顺利完成了任务，但罗跃嘉坦言：“真正要得到有价值的成果，需要长时间积累。”中国国家天文台天文学家李竞将这种每年必须完成一定数量论文的要求形容为科学家的“人头税”，其直接后果是大家竞相去做马上能出成果的项目，甚至将一篇论文拆成多篇发表。

浮夸之风盛行：中科院微生物所教授周培瑾介绍，在SARS肆虐期间，一些科学家曾夸口能在几个月内研制出疫苗或药物，这完全有悖科学规律，但不这样做就可能争取不到研究经费。中科院院士钟世镇指出，基金的申请、评级、评职称都与论文数量、“出成果”速度挂钩，导致年轻学者急功近利。他还批评新闻媒体频繁炒作，如“数字化虚拟人”项目刚起步就被报道成“五个国际领先”，这种拔高帮助获取基金，却助长了浮躁风气。

诺贝尔奖不是安排出来的：国内喜欢组织大项目，对基金运用管理非常细致，要求科学家说出基本路线、实验方法、研究步骤等。罗跃嘉认为这带有计划经济色彩，与科学规律不一致。李竞举例说，上世纪末国家安排了“二十一世纪人才”，给予政策、基金和物质优惠，但其中不少人后来并无作为。相比之下，国外更注重科学家个人发挥，只要认为你有能力就给钱，怎么做是科学家自己的事。科学史上的重大发现多出自个人兴趣研究。周培瑾遗憾地表示：“中国的科学家还缺乏科学的自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