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找到钟扬，可真不容易，因为他不是在西藏，就是在机场等去西藏的飞机，偶尔回上海一次，还没来得及约好采访时间，他又匆匆赶回西藏了。在过去10年中，他每年都有150天以上的时间在西藏，剩下的时间还要参加学术交流、参加科普活动，留在上海的时间屈指可数。

终于找到钟扬的时候，已是晚上9:00，“今天我工作结束得比较早，还有点时间。”他说着，随即在一张回收纸上划掉当天最后一个任务——“回复文汇报记者”，而在这一行字前面，已经划掉了18个任务。翻开下一页回收纸，当天的工作安排是——“5:00，从上海家中出发；17:00，到藏大宿舍；17:00至19:45，审阅通讯评审论文；19:45至19:55，晚餐；20:00至22：00，为理学院参加挑战杯的本科生辅导；22：15至24：00，与青年学者讨论野外考察。”再后一天的任务则是：“7:00出发，奔赴野外……”

钟扬说：“我正在筹备一个生物学的国际会议，这次西藏大学的同事们要一起参加学术交流，我们要准备的事情太多了，每天只有按照轻重缓急写下来，到了晚上如果看到这些任务都划掉了，我就可以睡个安心觉。再说现在这个季节西藏不太冷，晚上干得晚点没问题。到了冬天，宿舍里没有取暖设备，晚上9:00点就得坐到被窝里看书、写东西。”

研究生物的人，怎么能不到西藏去

“去西藏，与其说是支援，不如说是学习。因为对研究生物学的人来说，西藏就是世界的第三极，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钟扬说得坦白，“其实我去西藏不是因为援藏计划，而是因为我对西藏的生物多样性资源非常感兴趣。等到去了西藏和当地同行共事后，我想，单靠我一个人干也没意思啊，他们本身在西藏，研究生物多样性自有天然的优势，我有责任和他们一起把青藏高原的生物学科建设好。”

说起来，钟扬教授算得上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个传奇人物。今年46岁的他，初中刚刚毕业就考上了中科大少年班，学了5年信息科学。“我毕业时被分配到了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在植物园待了15年，觉得还真找到了我喜欢的方向。但是我们当时的植物研究所只能在华中地区转悠，于是2000年我跑到了复旦，虽说只能当一名普通教授，但毕竟在高校搞研究，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那时候，钟扬原本已经当上研究所副所长，算是干到了“副局级”，但是在复旦大学，他只能当一名普通的教授。

在复旦大学干了没多久，钟扬被聘为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2001年，恰逢复旦大学承担了对口支援西藏的工作，钟扬立刻报了名。他说:“研究生物的人当然应该去西藏，青藏高原有2000种特有植物，那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上海的生物多样性在全国可是倒数第一啊。”

没想到，复旦大学对口支援的是地处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钟扬立马改主意，说不参加了，道理很简单：“研究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怎么能到汉中平原去搞？”他自己联系上西藏大学领导，说：“藏大的藏学研究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再努力努力，把高原植物学搞上去吧。西藏的条件得天独厚，即使其他学科无法超过国内最好的大学，但高原生物学肯定能够做好。”就这样，钟扬开始在西藏大学担任教授，当然没有任何额外的待遇。

盘点植物资源，一年行走3万公里

要保护和研究西藏地区的植物资源，首先得盘点清楚“家底”，不仅需要野外考察，还必须收集种子。这事听上去简单，可真的做起来就艰难了——每一个样本都要收集5000颗种子，而且不同的样本种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线距离不能够少于50公里。仅是野外考察，要收集一个样本就要在高原上至少走50公里路，更不用说很多种子并不是天生就挂在树上等着人去采的。

有一次，钟扬发现了一种和平原上的毛桃完全不同的西藏毛桃。为了收集一个样本，他在高原上想办法釆摘了两麻袋毛桃。可是，面对这些酸涩而坚硬的毛桃，却没有便捷的方法把核弄出来，而若是用机器轧，会损坏毛桃种子的完好度。钟扬只好发动全课题组的老师到他的办公室去啃毛桃，5000颗毛桃整整啃了3天，才把核都啃出洗干净。

盘点植物资源，一年中得收集600个这样的样本。如果按照每个样本之间最少50公里的直线距离，那么钟扬在西藏地区野外考察的行程，一年至少3万公里。

钟扬说：“要调查西藏的生物资源得加快速度，因为现在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大，植物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而且西藏的植物资源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盘点，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没有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

植物的变化反映气候的变化。植物就像一台“摄影仪”，所有气候和环境的变迁都可以在植物的基因中留下痕迹。西藏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是迄今为止自然环境受到人为影响最少的区域，因此青藏高原上植物的分布和进化的情况，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

在青藏高原上，特有的生态环境孕育了特有的西藏生物资源，从海拔2000米左右一直到海拔6000多米，都有植被分布，尤其是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灌丛、高山流石滩气候恶劣，但就是这些植被稀疏、盖度小的地方，随处分布的植物不仅可做药物，分布的规律还体现了植物如何适应环境的进化过程。越是气候条件恶劣的地方，越是有研究的价值。难度在于，对于一个生长于平原地区的人来说，到这些地区去考察，就意味着必须面临更多体能上的挑战。

去过西藏的人，都在不同景区看到过巨柏——这个西藏的特色景观。濒临灭绝的巨柏，是一种古老的树种，留有植物进化历史的痕迹。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植物资源收藏中心，都没有巨柏的种子。刚到西藏的钟扬很快发现了研究点：这些经历百年的柏树是否有着独特的遗传标记呢？

为了分析巨柏在藏东南地区和雅鲁藏布江两岸的生存和发育情况，钟扬和他的研究生一起，花了整整3年时间，给每一棵巨柏树进行登记。不少巨柏生活在人迹罕至的山林或者悬崖上，他们苦苦寻觅之后，对不同的野生种群一一进行标记分析，用分子技术分析巨柏的生长和进化情况，直到将全世界仅存的、在西藏的这3万多棵巨柏都登记在册。这一课题后来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10年来，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滚滚流淌的雅鲁藏布江边，到处都留下了钟扬忙碌的身影。不管多么危险，只要能对研究有帮助，他都要去。艰险的盘山路上，他多次看到过往的车辆冲出路基，掉下悬崖；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大雨、冰雹从天而降，就躲在山窝子里……5年时光流逝，钟扬这才完全克服了高原反应，还获得了藏族同事给他起的特别名字：钟大胆。

执着野外考察，换来藏族同事信任

刚到西藏大学的钟扬发现，学校的植物学专业没有教授，没有一位老师有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更关键的是，学校老师们并不相信钟扬的到来能为西藏大学做些什么，因为这么多年来，到西藏来的科研人员们一拨又一拨，和他们合作的人也是一批又一批，但都是完成了自己的研究就走了，没有人留在这里，更没人留下什么合作成果。

他的藏族同事扎西仁次说：“钟扬老师是受到我们评价最高的老师。他当时到了这里，什么都没说，只做一件事，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去野外考察。他血压高，身材又胖，到西藏第一年，高原反应特别厉害，头晕、恶心、无力、腹泻，但是从没听他说起过这些。”那时候，钟扬每次都是早晨天刚亮就出发，和同事一起到野外考察，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工休息。为了把包里的空间省下来装野生植物采样，他每天只带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

连续多年，钟扬都是这样和西藏大学的同事一起度过的。2002年，他和朝夕相处的同事琼仁次联合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结果失败了。他安慰琼仁次：“万事开头难，我们明年再申请。”他们一边总结失败的教训，一边继续进行高密度的野外考察。2003年，申报成功，西藏大学沸腾了，这是西藏大学有史以来获得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而钟扬也因此赢得了藏族同事们的信任。

2004年，在结束了一次高海拔地区的野外考察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的琼次仁倒下了，他被诊断出患了肝癌和胃癌。在琼次仁病危的日子里，钟扬还在野外不停地忙碌着。他每次回上海途中，都会专门到成都，把自己打来并封装好的满满一大桶西藏山泉水送到琼次仁的病床前。每次，他都拉着琼次仁的手，讲大家野外考察和研究的进展情况，钟扬式的幽默让琼次仁在笑声中暂时忘去了病痛的折磨。

2005年的一天，这对合作伙伴最后一次见面。“钟老师，我还没和你合作够啊！”琼次仁紧紧地拉着钟扬的手，“我走时，你抬我！”这在藏族礼仪中，是一个藏族汉子所能够给朋友的最深信任了。

如今，在钟扬的带领下，西藏大学已经在高原植物的系统发育分析和分子进化研究方面做出了有特色的工作，尤其是对红景天、独一味、西藏巨柏、沙棘和点地梅等具有鲜明高原特色的物种开展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基金）4项，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10篇。

再留西藏10年，拓展生物多样性研究

钟扬研究的是生物多样性，他的学生也有很浓重的民族多样性。在钟扬看来，少数民族学生研究家乡的生物多样性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西藏大学，钟扬的学生几乎全部都是藏族，他认为藏族学生读研究生很有优势。对此，他的解释很有趣：“我相信百分率。优秀的人总是那么几个，在一个群体里面，适合做一件事情的优秀分子比例大致是固定的。比如说，会唱歌的人不会因为音乐学院的增加而增加。在我的学生中，如果一个西藏来的学生跟一个北京来的学生比，在知识结构方面西藏学生显然差一点，但聪明程度很可能要强一些。为什么？现在的北京孩子中，可能前三个优秀分子出国了，前几十个去北大清华了，最后轮到我手上的说不定排100多名了。但是西藏学生中跟我读的人，一般都是前几名，若是按照比例来看，他们的聪明程度肯定高于北京来的学生。”

钟扬考察学生也有一个特别之处：对藏族学生不考察英语，也不看知识面，只看兴趣——喜欢做植物学研究才会招。他认为，在西藏受过正规教育的学生，只要你给他们一段时间，肯定能有好的表现。就这样，他带出了藏族的第一个植物学博士，也带出了哈萨克族的第一个植物学博士。在钟扬眼里，他们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人达不到的，“因为在当地考察，对地形的熟悉程度，对当地生物分布的熟悉程度，这些少数民族学生比外来的学生要强得多。只要给他们适当的学术训练，他们做出成果来是必然的。”

西藏大学理学院的拉琼副教授说起钟扬教授赞不绝口：“过去，我们大家都觉得国家项目对我们来说就是‘神话’，和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关系。但是钟扬老师来了这些年，带领我们一步步走近‘神话’，还把‘神话’变成了现实。现在我们都觉得，我们不但能做国家项目，而且能做得很好。”拉琼副教授在钟扬的催促和鼓励下，考上了复旦的博士研究生。目前，他已经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第2项正在进行中。

“青藏高原一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点’地区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青藏高原植物资源及其特殊生态环境的研究兴趣一直有增无减。”钟扬说，“但是在这些研究队伍中，培养出一支西藏地区的地方队显得更重要。”

今年，西藏大学植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获得批准；钟扬领衔的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答辩获得通过。从2001年到现在，在钟扬的带领下，西藏大学的植物学研究已初具规模，拥有了植物学博士生导师1名，副教授4名，讲师5名，而且大多数老师都具备国外学习和研究工作经历。学科梯队也于2010年获得教育部创新团队（培育计划）支持。青年教师们写好的论文、填好的申报表格，钟扬都逐篇修改、逐个把关。2010年，学院有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得批准。2011年，热情高涨的老师们又申报了9项。

“10年磨一剑，不敢试锋芒。我至少还要再在这里留10年，把西藏生物多样性研究推向世界。”钟扬说。其实，钟扬以前设定的目标是：西藏大学的植物学博士点不批下来，我就不离开西藏。“眼看这个博士点就要批下来了，看来我得有更高的目标才能在这里再待10年。”

善于“断点续传”，利用时间碎片工作

“我常常对学生说，要做研究到西藏去。”钟扬说，“我真觉得重要的生物学发现不是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获得的。进化生物学先驱达尔文曾经就是个神学研究者，但是4年的野外工作让他变成了一个顶尖的博物学家。现在我也不怕看学生走眼。招学生时问‘你热爱植物学吧？’他说‘是’。我说‘跟我去西藏吧’，他说‘那就算了’。这样的学生爱的是复旦大学，而不是植物学，更不是钟老师。我甚至跟北大生科院院长饶毅说过：‘很多学生来找你，少半是奔着饶毅，大半是奔着北大。’”

钟扬很忙，忙到每天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的学生兼同事扎西仁次告诉记者：“因为忙，钟老师有一个特殊的本领，非常善于利用时间的碎片。”钟扬自己也说：“我很喜欢利用‘废’时间。跟朋友约会早到了5分钟，我就一定要干一件事，这样就不会冒火，甚至会觉得朋友怎么不再晚来一点呢？我能在飞机上写文章，坐在主席台上也偷偷写。我写100字的东西，如果写到50字必须去干另一件事，我就停到这里，干完回来从第51个字接着写。这和生物信息学原理一样。基因组太长，不是没法整个儿一下子测出来吗？就用鸟枪法（shotgun)打断，一段段测，再用信息学方法拼接。这个原理在上传大文件时也会用，叫‘断点续传’。有时候晚上睡觉时间少，我就常常在出租车上抓紧时间睡一觉，哪怕5分钟也好。”

钟扬现在已经克服了高原反应，但是回到上海却经常会有“低原反应”，从高海拔地区到低海拔的地方，人常常会瞌睡。有一次回上海，钟扬和学生讨论问题，讨论完了，钟扬顺带说到学生的实验中有一处做得不对，说着说着，突然没声音了，低头在听批评的学生抬头一看——他居然睡着了。

做个科普达人，从科学中提取快乐

不论是在西藏大学还是在复旦大学，钟扬每年都会给本科生开课，他的课在两地都是备受学生追捧的热门课程。如果是开讲座，学生不早早地去抢位置，只能站到教室外三层人墙以外的地方去听。哪怕是在西藏大学，汉语不够流利的藏族学生也特别爱听钟老师的课，因为钟老师的宗旨是：“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科学家的特质就是从中提取欢乐，然后把科学和欢乐一起带给大家。”

销量一直位于科普类书籍前列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就是钟扬翻译的。关于科普，钟扬有一段流传甚广的话是：“科普毕竟姓‘科’，写科普的人科学素养要高。如果你很久不在科学一线工作，思想就脱离主流了。现在，一流的科学家一般不写科普文章，许多写的人科学思想又比较老旧；第二，科普的载体属于文学范畴，你的文学素养也要高。现在好多科学家写科普文章太直白。我大学的时候写诗，感觉一个月15元的助学金不够了，就写首诗去发表，一首两块钱。写得好一点有十块钱，可以请三个朋友喝酒。我知道做人要直，但写诗要‘曲’。天上管写作的叫‘文曲星’，不叫‘文直星’。”

钟扬最喜欢的科幻作品之一是《侏罗纪公园》，因为他觉得这是科学家帮助科幻作家提供更大想象空间的典型案例。一位古生物学博士在一万多年前的木兰科植物中发现了DNA片段，文章发表于《科学》杂志，发表后引起了好莱坞编剧的注意，后来这位博士生的导师（加州大学的生物教授）被请去好莱坞，科学家和编剧一起合作，完成了《侏罗纪公园》。在影片开头，科学家设想在琥珀中发现了一只蚊子，而这只蚊子叮咬过恐龙，它的血液中含有恐龙的DNA，这就构成了整个《侏罗纪公园》的基础。

在西藏研究巨柏、沙棘、红景天等重要植物类群遗传多样性的钟扬，现在还在写一个关于全球变化的寓言小说，暂名《蜗牛，快跑！》。钟老师说：“我可没有写‘全球变暖’，什么北极熊热得受不了了，你一猜就猜出来要写啥了。我写的是‘蜗牛历险记’。蜗牛怕什么？怕全球变咸。你看小孩折腾土蜗牛（鼻涕虫）就给它撒把盐。对蜗牛来说，全球变暖一点问题都没有，打仗也跟它没关。它一直过着和平美好的生活。突然全球变咸了，它身体一点点地缩小。当然，我的小说有一个极光明的尾巴，因为蜗牛特聪明，海蜗牛居然进化成了第一个光合作用动物。其实，写科普也得要创新，这跟搞科研一模一样。”

10年前，他放弃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职务，独自来到西藏，成为西藏大学一名普通的教授，只为盘点青藏高原的生物资源“家底”，寻找生物进化的轨迹；

10年间，他为西藏大学争取到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且连续7年每年争取到一个项目，成为西藏自治区第一位长江特聘教授，帮助西藏大学培养出了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带出了西藏自治区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

他在开展青藏高原生物资源研究的过程中，帮助建立了西藏大学自己的“地方队”。这支“地方队”如今不仅能够参与国际竞争，而且在进化生物学的一些研究方面，形成了日本、欧美和中国三足鼎立的格局。

他的信念是：西藏地区丰富的不仅仅有自然资源，还有人才资源，要让地方的人才能够参与国际学术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