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数“权威”，忙于拿项目、做课题……复旦大学挑战这些教师晋升的老规矩

沉石绘

　　2012年复旦大学将在全校范围内实行高级职务聘任“代表作”学术评价制度。此前，自2010年起，复旦大学在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历史系试点“代表作”学术评价制度，2011年扩展到整个文科领域，这让那些真正优秀，但又不符合现有较为“刚性”学术要求的人才脱颖而出，不用“数论文”也能评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也从今年起实行科研评价“代表作”制度，取消核心期刊ABC分级，取消打分，引导教师不搞花拳绣腿，沉下心去做学问，拿真成果出来说话。

　　科研评价“代表作”制度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同时引发了教育界如何让“代表作”制度更加完善的讨论与思考。

　　不用“数论文”也能评教授

　　“80后”郭永秉2007年博士毕业，供职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最近他评上了副教授，成为复旦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按照2011年9月评上的时间算，当时他才31岁。他晋升职称的过程，颇是经历了一番周折。

　　在递交申报材料之前，郭永秉并不完全清楚需要什么条件，他有2本专著、5篇论文，就把材料全部交上去了。按照学院的要求，讲师评副教授的“门槛”条件为1本专著、5篇“核心”，而且5篇“核心”中至少要包括1篇“权威”。这里的“核心”和“权威”分别为较高级别和最高级别的学术期刊，由学校或学院认定。郭永秉发表的论文里没有“权威”，一下子被难住了。

　　“本领域的‘权威’只有一本《中国语文》，上面很少发表古文字方面的论文，特别是涉及字形的，一年发一两篇就不错了。”郭永秉告诉记者，“但国内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方面的主要研究者有将近100个，其中教授、副教授大约四五十个。你想，在这上面发篇论文有多难？”

　　记者问：“可以考虑其他的‘权威’期刊吗？”

　　郭永秉无奈地说：“像《历史研究》这些期刊也算‘权威’，可是我们研究古文字的，怎么能跟研究历史的人比？发表文章的机会被他们抢光了。”

　　这时候，学校告诉郭永秉，可以尝试走“代表作”的路径。他顿生柳暗花明的感觉，去领来一张表格。上面允许提交三样成果，郭永秉填写了两样：一是专著《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这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成书的；另一本是《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收录了他的论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接下来的程序，就是郭永秉所不熟悉的了，反正没有再提交新的材料，也没有被叫去答辩，直到2012年年初收到通知，他已成功晋升副教授。

　　回想起这个过程，郭永秉说：“虽然我对自己的成果比较自信，但如果通过正常的渠道去评，中文等其他学科的很多候选老师成果比我多多了，我很可能比不过他们。通过走‘代表作’的路，我没有被漏掉，说明这个制度还是很可取的。”

　　在国内很多大学，一名教师从助教升到讲师，再到副教授、教授，往往是这样的过程：完成一定的教学量就不必说了，他要时常关注自己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发表的杂志是不是“核心”、“权威”，要努力地去拿项目、做课题，然后出专著、申请专利……为什么？不去关注这些，就只能原地踏步，职称晋升无望。

　　社会上“论文崇拜”现象的产生，与高校的科研评价制度密切相关，晋升职称、绩效考核都提出了论文或项目方面的“硬杠杠”，吸引和鞭策着教师们去不断地生产论文。于是，各种专著源源不断地出版，学术期刊一派“繁荣”，版面紧俏以至于需一笔“版面费”才能发表论文，实为学术界之怪现状。

　　复旦大学“代表作”制度的基本做法是，在高级职务聘任工作过程中，现有学校和院系制定的学术标准难于判别的、个别真正优秀的文科申请人，可以自主向学院提出申请，提交1至3篇代表作。学院学术评估通过后，由学校随机选择5位校外具有较高学术声望的学者，匿名对申请人是否“真正优秀”、“能否破格”、“是否胜任”等问题进行学术评估。如果5位专家中有4位或全部（即超过2/3）认为申请人“真正优秀”，那么申请人即有机会进入接下来的评审过程，与“正常”途径的候选者一起参加后续的高级职务竞聘过程。

　　两年来，复旦共有20多名教授申请人、近20个副教授申请人申请了“代表作”学术评价，最终约1/3的申请人被学校正式聘任。复旦大学人事处处长周亚明表示，“代表作”评价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取得了教师的支持和肯定，2012年，学校将进一步完善“代表作”评价制度，在全校范围内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