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研院基因体研究中心主任翁啟惠

台灣在基因體、蛋白體以及人類疾病的研究都有些許成果，唯獨在藥物發展與技術創新上不見重大進展。中研院成立基因體研究中心，由此發展希望能有所突破。院長李遠哲並延攬翁啟惠回國擔任中心主任，不僅因為他的學術地位，更看中他具有發展藥物的經驗。《科學人》特此造訪翁啟惠主任，請他暢談對台灣生物科技產業的觀察，以下為訪談摘要：

問：您在美國與健康食品公司Pharmanex總裁張念慈合作，在加州聖地牙哥創立生技公司浩鼎科技（Optimer）。根據您的經驗與觀察，您覺得在台灣要發展生物技術產業，擁有的機會是什麼？

答：台灣的生技發展20多年，一直沒有真的起來。我們的高科技產業剛開始走的是製造業，在電子半導體與顯示器上都很好。但是生技產業靠的是發明與創新，所以我們不能以發展IC的方式來發展生技產業。全球8000多億美元的生技產值，有一半是藥物；台灣生技產值不到40億美元，雖然也有一半是藥，但都是學名藥和中草藥，生技製藥總產值只佔全世界約0.4%。嚴格來說，台灣現在是沒有生技產業的。

開發新藥要有人才、有法規、有好的環境，以及有長久的資金支撐。現在很多資金看的是兩、三年能否回收，電子業就是這樣。如果要這樣看生技產業，短期內什麼投資能夠回收呢？健康食品很容易回收，因此生技公司就把健康食品和藥混在一起，說短期發展健康食品、長期發展藥物。但是藥物和健康食品的市場不同，法規也不同，因此招募的人才和發展的方向也不同。健康食品需要很強的行銷團隊，但發展藥物需要的是很強的研發團隊，以及進行人體實驗的團隊，但現在的生技公司缺乏這樣的人才。健康食品一般只能在台灣賣，市場很小。因此台灣生技製藥產業要從佔有率的0.4%向上發展，需要有新的突破。我認為新藥開發的短期策略，是引進正在進行臨床測試的新藥。

問：開發新藥時，東西方人體質不同，是否會影響到藥物的研發策略？

答：這可以當做短期事業，因為在亞洲的競爭比較少。東、西方人的差異，可以用基因體的技術區分開來。像是肺癌的用藥IRESSA，是針對EGF（表皮生長因子）受體。美國人只有10~15%有這種EGF受體的變異，而東方人有60%，現在肺癌在東方的第一線用藥就是IRESSA。像這種藥物在東方的市場就比較大。而我們原來就對東方人有這種了解，因此特別適合研發東方人的藥物。

新藥的發展

需要多家公司共同合作

問：藥物上市時間長久、投資金額大，回收慢，通常需要5~10年。目前台灣投資意願低，對於生技的發展有什麼影響？

答：情況是這樣沒錯，但是生技產業回收也多。發展新藥時，開始的研發投資比較少，進入到臨床試驗時，投資則會持續增加，但是隨著這個進程，藥物的價值會隨著增加，新的工具與技術也會跟著發展出來，成為周邊產業。從商業的角度看，這些不一定全部自己負擔。發展中的藥物、工具，可以和其他人合作，或是把這個藥物、工具賣給其他公司，或者是授權給其他的公司發展。新藥的發展通常不是一個公司在負擔，不是由一個公司從頭走到尾，其中都會有很多公司參與。像是Tanox公司的張子文發展的免疫藥物Xolair，後來就是與諾華大藥廠一起合作，最後雖然他只分得利潤的10%，但總是比沒有好。（請參閱：2005年9月號〈從抗體到藥物──專訪張子文教授〉）台灣要改變的就是這一點，看看你是要0的100%，或是要100的10%？都要拿100%，是一個錯誤的觀念。其實10%很多了，一個每年產值100億美元的藥物，10%就有10億美元，換算成新台幣有300多億元，而這只是一種藥物而已。

問：如果要扶植國內的生技產業，是否一定要和其他國際大公司合作，或是專門集中在研發上？

答：國內也有藥廠，只是沒有研發新藥的能力。美國的藥廠有研發的能力，因此可以接手學術界的發現，然後進入新藥研發的工作。台灣的學術界基礎研究做得很好，但是藥廠無法接手進行動物試驗和各期的人體試驗。我們基因體研究中心的育成中心就是要補強這個缺口，希望將重要的發明繼續往下發展，並協助成立具有研發能力的生技製藥及精密儀器公司。將來我們育成中心裡的公司如果真的成為藥廠，就有研發能力。有很多發明都是來自小公司或是學校，然後賣給大公司。例如，默克公司（Merck & Co.），據說他們有98%的藥都是來自學校。藥廠需要的只是將發明變成產品的能力，這一點，在台灣需要加強，我們缺的是臨床前和第一期試驗的能力。

我們的基礎研究雖然做得好，但是零零碎碎。像是如何找藥？要從五種分子中找藥，還是從500萬種分子中找藥？如果是我，當然是從後者。我們基因體研究中心要發展超高速的篩選系統，一天能夠篩選上百萬種分子。台灣的利基是什麼？我們有很多中草藥，用了很久，只是我們不太了解，裡面一定有新藥。因此我們可以從中篩選藥物的材料來源，可能和美國人用的不一樣，有機會找出不一樣的藥物。這條路我是覺得還是可以走，只是看有沒有決心與制度、人才與資金，以及適合的法規來配合。

學術影響產業，造成惡性循環

問：台灣學術界的成果能夠吸引國外的資金嗎？

答：如果成果夠好，就能吸引國外的公司。當然我希望國內的資金也能夠投入，不過我擔心的是台灣學術界經常想影響產業界，往不同的方向，甚至是錯誤的方向走。做研究工作的人希望自己的成果對社會有幫助，這種堅持很好，但如果發明本身沒有產業價值，這種堅持就會影響產業的發展。這種現象，我在台灣看到很多。

我們學術界的人常常做得越深入，視野就越狹窄，以為很懂產業。所以我強調法規，用法規釐清學術與產業的分野，這樣大家就會很清楚，而不會有太多灰色地帶。我在美國也參與生技公司，但我從來不影響公司的策略，因為這方面有專業人士在做，我只是提供技術及研究的意見。產業一定要有自己的團隊，像是管理與行銷等專業人士，這些學術界都很缺乏！台灣很多生技公司不健全，太依賴學術界，但是學術界的人懂得有限，如果太執著的話，其實對產業並不一定健康。一個新藥物如何從發明變成產品，公司需要考量成本、市場、競爭，還有產品本身的價值。但是科學家都沒有想到這些，只想到自己發明的藥物要快點變成商品。當然，有些科學家是有商業經驗的，但他們也是曾經和公司合作過才有這些經驗。台灣的科學家很少有這種經驗。

問：如果生技公司過度依賴學術界，是否表示生技公司本身的人才不足？

答：是的，這也表示我們的生技產業還停留在「發現」，但是大部份的「發現」都沒有辦法變成產業。

問：很多學生投入生命科學領域，但是畢業後找不到適合的工作。

答：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找不到工作，只好蓋更多的研究機構，像是學校等，讓這些人有工作。如果有生技產業的話，這方面的人才選擇就多，不一定要在研究單位，有些可以往商業、行銷、法律、生技公司的研發、臨床試驗或財務等領域發展。但現在這些機會受到限制，學術界的人越來越多，不停製造同樣背景的人。每個單位請到的人，都有相似的學術背景，但不同的單位有不同的性質與任務、不同的目標與工作，需要有不同背景及專業的人參與。這些人想的東西都一樣，爭取相同的預算，學術界的人影響下游的發展，就進入了惡性循環了。

生技產業的問題，要從政策與法規解決

問：這可能是政策的問題。

答：我們培養人才缺乏長期的規劃。我看不到生技產業的長期規劃，你看到了嗎？台灣有10個科學園區，哪一個是為製藥和醫療器材而設立？沒有，可是這兩個是最重要的生技產業。可見得整個佈局和學術界想要的方向，還有人才的培養，都沒有規劃。要發展生技，但是沒有園區，那麼人才往哪裡去呢？我希望竹北的生醫園區能注重製藥與醫療器材。

問：從人才的培育到園區的成立，需要多久時間的規劃？

答：台灣在30年前規劃科學園區時，同時有電子業和生物科技產業，後來電子業成功但生技業失敗，主要的原因是兩者的差異非常大。就從廠房設計來講，IC產業天花板是低的，地板往下，這樣地板下才能拉線路；生技產業的天花板要挑高，因為那些實驗氣體要往上抽。我們缺乏規劃生技園區的經驗、缺乏很多人才，要借重國外的經驗。我們要有遠景，然後照著大計畫發展。

瑞典公司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就是一個例子。瑞典不是製藥大國，但是瑞典政府覺得這個領域重要，因此大力支持，後來發展出治療胃潰瘍的Losec。這種藥在1990年代是全球醫師指定最多、銷售量最佳的藥品。通常一個疾病排名第一的藥物，每年約有100億美元的產值，一種藥物就比得上我們的台積電！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居世界第一，佔了市場的六、七成。六成多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一個獨佔世界市場的產業，很難持續下去。而且發展新型的產業，對經濟的衝擊也不同。相對來說，台灣目前只佔0.4%的生技製藥產業實在太少，這個比例有兩種解釋，一種是空間很大，前景一片看好；一個是國家的大環境有問題，因為30年來都沒有進展。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發展製藥產業，而是要如何發展。一旦放棄製藥，就等於沒有生技產業，因為其他的醫療技術都是跟著製藥發展的。

30年來，台灣只有健康食品和學名藥，只能做代工。IC產業也多是代工，但是台灣現在連生產蛋白質的設備都沒有，怎麼代工？（按：目前熱門的藥物多為蛋白質藥物）就只能做一些小分子的藥物。我們生物科技的基礎建設都不完全，在這個狀況下就說放棄，太早了。因此，台灣需要的是一個藥，成功一個，大家就有信心了。藉由發展一個新藥，帶動生技產業，並且藉由發展新藥，建立生技產業的基礎建設。

問：您剛才提到法規，請問台灣的法規有些什麼問題？這些法規可以如何修改？

答：這實在太多了，學術單位的新發明要如何產業化？研究人員與產業的關係該如何？學術界的人如何協助產業？能否當公司創辦人、董事、顧問？當了顧問能否拿顧問費？拿了技術股是否要課稅？大家都往負面的去想，為了避免利益衝突，訂出許多限制。其實有規定，就沒有利益衝突。

鼓勵高科技產業，一直免稅也不合理，但何時課稅也應該仔細規劃。現在生物科技公司成立五年後，就要課稅，也不是很好的政策，因為可能五年後仍無產品問世。另外像是生技股票，以前一拿到股票後就要課稅，也不管公司成不成功，公司倒了也得課稅，再加上大部份生物科技公司都不成功，所以更沒有人願意投資。在美國，是有買賣才能課稅。

另外對於藥物的審查，也有問題。大家認為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的審查制度最好，因此在美國通過的藥物，全世界大部份地區都可以銷售。可是我們把美國、日本和歐洲的規範，全都含括在一起，變成全世界最嚴的。但是我們這裡通過的藥物，也不能賣到美國去，因為沒有照FDA的法規！如果我們的法規和FDA那一套一樣，那麼我們這裡通過了，美國也會承認。

【意猶未盡嗎？欲閱讀完整全文，請參閱科學人2006年3月號〈專訪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主任翁啟惠製藥是台灣生技業的出路〉】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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