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爱德华兹是体外受精技术的先驱，他更广为人知的一个头衔是：试管婴儿之父。

    这名称源自1978年的一天，英国奥尔德姆市医院诞生了世界首例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人类医学史的奇迹。科学界后来评价那天正是人工辅助生育技术史的开端，诺贝尔奖委员会则称其为“现代医学发展的里程碑”。但在当时，甚至在35年后的今天，部分社会学及宗教界人士仍在批评爱德华兹的所做作为。

    扮演了上帝、违反了人伦道德。反对者扣在爱德华兹头上的帽子，也是对体外受精技术合理性的根本质疑。生物学界有一种说法，称上世纪90年代以前搞基因科学的都是牛人中的牛人。你可以理解为是当时实验条件粗陋，让他们接受了更加丰盛的致意，但这也意味着他们被砸了更多的鸡蛋——在一个比今天保守得多的社会环境下。

    幸而，后来我们看到，即便舆论视其为洪水猛兽，也没对爱德华兹的工作信念产生什么致命影响。他的研究之路初期可谓步履维艰，占据了这位科学斗士的全部心神，大概也成就了他的一贯从容。因此，现在人们提到罗伯特·爱德华兹的优秀科学素养，说他是经得住漫长等待的楷模——等待成果、等待承认。

    曾经有十几年，这个人没能拿出任何哪怕阶段性的体外受精技术成果。他一早发现了促排卵技术，这是铺就试管婴儿之路的重要基石，纯以科学角度来看，意义完全不亚于试管婴儿技术。但对全世界约10%遭受不育症折磨的夫妇来说，痛苦需要因试管婴儿技术的问世才能得以解决。爱德华兹无疑是那种将科学事务与大众切身利益看作一个完整体的科学家。

    但科学家的品质并不能让他知道头顶的苹果何时会掉落。在此之前，必然要面对的是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价值体系、一场完全可预见的舆论压力，以及一次次在研究中鬼打墙。

    现在，当我们再回过头看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路线，体外受精、受精卵体外培养、胚胎非定向植入，一切并不难考虑，甚至对任何一位该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来说，顺其自然就可以摸索下去。但这是指最初的技术关隘被突破以后，人们才能靠各种经验来提升效果，否则还不全是空谈。

    在日后大行其道的ICSI（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技术，即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也正是爱德华兹主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了试管婴儿技术日趋成熟并大范围得到推广。对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使更多科学家相继从其成果中汲取养分，启发新的技术，或使原技术得到更好的施展——这或许就是斯德哥尔摩那家医学院最重视的指标。于是，201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向罗伯特·爱德华兹抛出迟来的橄榄枝，平息了许多关乎伦理的非议。但撼动对这项技术质疑之墙的，是全世界越来越多顺利诞生并健康成长的试管婴儿，他们比诺奖的承认更有力量。

    那位1978年出生的姑娘呢？被嚼舌根为“恐怕活不了几年”或者“怕是要长成科学怪人”的路易丝·布朗，在笑料百出的“诅咒”下完全无碍地成长着，结婚生子岁月安好（爱德华兹还参加了她的婚礼）。这姑娘早就不觉得自己有任何不同——不过是现在全世界超过500万名试管婴儿中的一员罢了。4月10日，在得知老人辞世的消息后，布朗难过非常：“他对我来说，就像一位祖父。”

    除了将福祉赐予无数因输卵管疾病导致不孕的家庭，爱德华兹的研究也间接带来了进化史上的另一个新生命——英国的“创世纪杰作”克隆羊多莉。其基础正是试管婴儿技术，差别在于后者不再使用精子，而是成体细胞或胚胎细胞的细胞核，与卵子结合进行“无性生殖”。

    在多莉小羊亡故后，人们对于克隆的尝试不曾有一刻中断，但克隆技术的负面效应引起的争议势头，远远盖过当年的试管婴儿技术，爱德华兹本人亦公开反对进行克隆人研究。这一议题中的喧嚣，只怕经年历久不能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