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李成贵

　　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与食品及营养产业发展关系日益密切。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一直是公众关切的热点。本期特别集合了转基因食品相关的社会学家、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的观点文章，以飨读者——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本来是一个科学问题，但由于它牵涉到了多种利益和价值，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科学的边界，故而在这个话语渠道和话语方式多元化的光怪陆离的时代，它所引发的争论也是巨大的。在以“转基因”为关键词的话语场中，除了大众的一些懵懂的说法外，我们既可看到科学家的解释和辩护，也可看到民间人士的质疑和抵制;在这里，一方是以科学为基础(Science-based)的理性主义，另一方则基本是以价值为基础的行动主义，二者的争论似乎还没有结论。

　　关于转基因的争论，让我们来看两个典型案例。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约瑟·博维和他惊世骇俗的“壮举”吧。

　　这是一个在法国和世界各地都拥有极高知名度的“另类”。2001年9月初，在古巴哈瓦那国际会议中心召开的世界小农联盟(Via Capesina)论坛上，本人曾专门与博维进行了会谈。这个留着金黄色小胡子、烟斗几乎不离手的小个子法国农民代表看起来其貌不扬，语调平缓，但说话的内容却总是好勇斗狠，与主流世界南辕北辙格格不入。

　　他原本是一名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牧羊人，上世纪60年代法国爆发学生运动，就读中学的博维激动不已，成了个积极分子，1968年他与同学联合起来，占领了巴黎市郊学校。成年以后，他的斗争更加丰富多彩，在反主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诸如反对全球化、反对快餐、反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等民间活动中，都留下了兴奋的身影。比如，1999年，麦当劳在博维农场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开设分店，他带领一群人，以“扫荡垃圾食品”为由捣毁了这家麦当劳店。同一年，他还带领着一帮追随者毁坏了法国南部种植的转基因玉米农田。2001年1月在巴西阿里格里参加首届世界社会论坛(WSF)期间，他又率众连夜到附近的农田里毁坏了一片转基因大豆，成了论坛上最让人乐道的事件。

　　博维的事情干得越来越大，斗争搞得如火如荼，似乎没有穷期。在这个流行多样化的年代里，他显然代表了一种重要的力量，是世界舞台上一个独特的角色。现在，他是“法国农民联盟”主席，世界小农联盟的发言人，2007年还成为法国总统候选人之一，也可算是有世界影响的领袖和公众人物。

　　与博维的激进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绿色和平组织共同创建者和前领导人帕特里克·摩尔(Patrick Moore)。这位加拿大人是国际绿色和平前主席，他在主席职位上服务了7年之久。在绿色和平当职期间，摩尔组织了多项运动，例如拯救鲸鱼、停止猎杀海豹、反对核舰艇和结束铀矿开采。但是，他在1986年离开了绿色和平，于1991年创建了名为 Greenspirit 的环保咨询公司，主要提供环境政策、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咨询。当摩尔决定不再妥协并且毅然从绿色和平离开时，他很快就被自己昔日的同盟贴上了叛徒和“环境生态的犹大”标签。与此同时，摩尔也变成了一个绿色和平组织的坚决批评者。摩尔曾经如此评价绿色和平组织：“环保主义者反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反对基因工程的运动，很显然已使他们的智能和道德破产。由于对一项能给人类和环境带来如此多的益处的技术采取丝毫不能容忍的政策，他们的运动将走向反科学、反技术、反人类。”

　摩尔曾指出，在2001年，欧洲委员会发布了由400个科研小组花费了6500万美元而得出的81份科学研究结论。研究结论表明，与传统的杂交作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相比，转基因作物并没有给人类的健康或者环境带来任何新的风险。相反，因为转基因技术是更加精确的科技，同时也经过更加严格的科学检查和制度规范，这有可能使得转基因产品相对于杂交作物和食品更加安全。摩尔这样评价自己：我感觉到我的思想得到了革命……

　　博维和摩尔二人的鲜明对比，令人不由得去思考，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产品的安全问题。我的看法是，既然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对它的发言和评判，就首先应该基于科学的基础，而不是凌空蹈虚的价值偏好和所谓的正义关怀，不能出于行动主义者的激情渲染和斗争精神。显然，在某个旗号下极端话语、思潮和行动往往更容易吸引大众的兴趣，让大众跟着吆喝，形成热闹的场面，通常科学素养非常有限的民众(包括一些媒体记者)是易于情动而难以理服的，煽情和危言耸听的东西往往能够大行其道。而在科学的世界里面，求真是唯一被推崇的灵魂，理性是其最高的原则。科学需要的是踏实、勤勉和不懈的努力，需要务实笃行慎思明辨;科学作为改造世界的力量，不应该被滥用，但是更不能被禁用，否则人类将无法得到进步，只能停留在茹毛饮血和结绳记事的状态而享受“原始的正义、温馨和天人合一”。

　　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无疑是人类科技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创新，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生物技术产业的年增长率高达30%左右，已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领域。过去10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了40倍，显示了巨大潜力和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也正因如此，中国《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才将其作为16个重大专项之一予以重点支持。目前，一般民众对转基因的恐惧完全是因为缺乏对转基因技术本身的常识性了解，而个别“立意在反抗，旨归在行动”的NGO(非政府组织)不遗余力地抵制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则是对转基因的执意误读，比无知更为有害。我认为，人文意识一旦泛滥了，变成了廉价甚至无聊的东西，就是对科学精神的生硬骚扰。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精神都比简单化了的人文意识更为珍贵，何况真正的科学上的明白人不可能没有人文意识;不仅如此，他们的人文意识更为靠谱和着调。

让转基因技术回归科学

　　近年来，“转基因”这个名词在世界范围内都备受关注。一方面，面对世界粮食短缺的压力，各国加快了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但与此同时，围绕转基因技术的争议却不绝于耳，一定程度上似乎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畴。转基因食品在未来中国老百姓生活当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认识转基因技术？在日前由中国科协举办的“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中，多位专家呼吁公众了解转基因技术，让其回归科学——

　　17年种植面积增加100倍

　　“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与人类的生存休戚与共。根据当下达成的共识，粮食安全一要满足量的需求；二要关注可持续发展，两者缺一不可。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介绍，回顾过去几十年，三大粮食作物(水稻、玉米、小麦)年增长率约为1％；但为了满足未来三四十年中的需求，希望能够达到1.2％－1.5％的年增长率。同时不仅满足人类吃饱肚子的需求，还需要进一步关注人类以及环境的健康。这就要求整个种植过程满足少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的需求。张启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技术无法企及，转基因技术不可或缺。

　　据悉，从1996年到2011年，农业有了转基因作物以后收益为982亿美元，这一半得益于降低成本，比如种了转基因的抗虫作物减少了农药的使用；另外一半得益于增收3.28亿吨产量。数据显示，如果这3.28亿吨粮食来自于普通作物，则需增加1.087亿公顷(折合16.3亿亩)土地，接近我国现有耕地面积。

　　作为长期致力于植物病虫害生物学与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也认为，转基因技术已经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根据权威机构国际农业生物技术组织的报告，2012年，全世界有28个国家1730万户农民种植了1.7亿公顷(折合25.5亿亩)的转基因作物；还有59个国家和地区进口转基因产品；有的国家虽然尚未批准大规模种植，但允许进口用于加工原料的转基因作物。以全球四大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例，目前，大豆和棉花中转基因产品已经占到81％，玉米现已超过1/3，油菜接近1/3。“一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任何一种农业科学技术有这种发展势头，17年面积增加了整整100倍。”黄大昉感慨。

　　转基因农作物威胁

　　尚无科学证据

　　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到底谁说了算？面对社会上的各种争议，黄大昉认为这应该一是由法律来决定；二是由权威科研机构和科学家共同体来评判。据他介绍，从第一个转基因植物诞生距今已30年，国内外大规模应用也已经超过17年，每年亿万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数亿吨转基因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数十亿人群食用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国际以及国内科学以及实践已经证明，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有真正科学证据的安全问题。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风险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

　　莫陷入安全之争而止步不前

　　黄大昉认为，中国转基因育种已经到了十分关键的时刻。

　　他指出，作为世界上率先研究农业生物育种的国家之一，中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居国际前列，并已初步建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独立完整的生物育种研发体系，拥有了抗病虫、抗除草剂、抗旱耐盐、营养品质改良等重要功能基因的自主知识产权和科学技术。在棉花、水稻、玉米等转基因作物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形成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特色。但由于在转基因安全问题上受到了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和牵制，此项工作产业化进程趋缓。“如果再这样犹豫观望、停滞不前，结果不仅会导致我们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重新拉大，而且发展速度也会落到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之后。”

　　黄大昉呼吁，我们应该加快实施转基因生物基因组的重大专项，积极推动转基因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如果陷入安全之争而止步不前，就将失去发展的难得机遇:我国多年努力形成的研发优势将会得而复失，结果不仅会让生物育种发展与市场受制于人，一旦出现国家粮食安全不测事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将受到严重影响。

(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