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饶毅回国，成为北京大学首位全球公开招聘的院长。2013年，他主动卸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以“尽其心，以事天”作为卸任辞。对于饶毅，公众更熟悉的是他大胆、犀利的言论。在他看来，“担任行政职务要敢于公正做事；从事科学研究要有自己的风格品位”。

饶毅被贴上了“温和的改革派”、“严谨的科学工作者”、“有担当的知识分子”、“批判性的建设者”等多个标签。他评价自己回国7年的工作为“先公后私”，强调体制改革是公事，个人科研是私事，担任行政职务不能尸位素餐，要敢于公正做事；从事科学研究不必随大溜，要有自己的风格品位。

回国者饶毅：秉公办事

2007年，饶毅从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讲席教授职位回国，成为北大首位全球公开招聘的院长，引起广泛反响。他与施一公的回国被媒体与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郭永怀的回国相提并论。饶毅认为，中国引进他们是为了在体制建设上发挥作用。回国后，他在校外呼吁改变学术评价体系，在校内邀请国际专家委员会参与评审，建立教授委员会讨论学术交流、仪器经费等事务，并尊重委员会决定。他注重全局，从校外争取的学术资源不局限于生科院，而是支持北大多个院系和临床医院，推进学科交叉。在科研经费分配上，他坚持秉公办事，将“973”项目经费大部分给心理系，蛋白质平台经费交由教授委员会管理，自己实验室不提出仪器要求。饶毅和施一公建立了“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饶毅负责的北大部分由物理系定量生物学家汤超主持，他不从中心获个人收入。先公后私的饶毅为学校争取了大量资源，却没有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他的办公室和实验室分别位于校园东西两端，实验室空间是生科院最差的之一，其中一间在厕所隔壁，一间由盥洗室改造。他每天像学生一样背着书包，骑自行车或搭公交车。饶毅坚持不用权力为个人谋利益，其人品在北大得到广泛肯定。

改革者饶毅：建立优良体制

建立优良体制是饶毅的梦想。他以院系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推动科学体系改革、资源配置、教育与文化氛围培养。他重点建立新体制，在师资方面引进、评价、审核、晋升教授，在学生方面推行个体化教育体系。在生科院，人才选拔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博士出身，学术至上。他聘请了一位国内博士，并多年支持他工作，该博士首次赴美作学术报告后，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决定送学生到北大学习。饶毅还推行新进人才职称改革，改变中国生命科学界博士后回国即任正教授的做法，新聘课题负责人只给英文职称“助理教授”，经过两次严格评审后才能晋升为正教授。这一做法得到学校肯定，并从今年开始推广至全校。为了检测体制稳定性，饶毅主动卸任院长，认为“体制建设的成功，远比我个人长期任院长重要”。他以“尽其心，以事天”卸任，强调掌握权力时要公平，对自己要自律，对他人要有程序、公正地择优鼓励。

实干者饶毅：做得比说得多

饶毅的教学工作量之大鲜为外界所知。他主讲多门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自编教材，以“生物学概念与途径”为代表的启发式教学令人耳目一新，他带领学生读生物学经典原始论文，讨论科学思想、概念、方法的来源和演变，考试题让学生带回家做一到两周，检验思维和创造能力。他被学生投票评为北京大学全校的“十佳教师”和生科院“十佳教师”。作为国际知名的神经科学家，饶毅的研究领域包括神经发育、行为和认知的分子与细胞基础。他在大学期间就综述英文文献，在加州大学读研究生时在《自然》杂志发表第一篇研究论文，发现一个基因调节神经母细胞和表皮母细胞之间的开关。1997年，他在华盛顿大学领导的实验室发现脊椎动物胚胎的两只眼睛来源于同一个前体区域，提出“眼形态发生场”的概念。1999年，他在《细胞》杂志发表论文，发现神经纤维的排斥性导向分子，并提出体细胞迁移的共同分子机理。在北京的实验室，他相继发现影响动物争斗的基因和控制动物性偏好的基因，并开始用人做研究。在校外，饶毅继续通过博客等方式改变科教界的文化习俗，例如在教育部“2011计划”评审答辩会上公开提问，质疑项目负责人专业背景与项目内容不符。他的批评性文章曾引起轩然大波，但他只批评应该改、能改的问题，能做的直接做，不谈。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评价：“饶毅的说就是做。”北大生科院教授邓宏魁称“饶毅说得多做得也多”。饶毅做事在乎持久，对昙花一现的事情没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