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西班牙《趣味》月刊6月号文章报道，人类早在认识到癌症的作用机制之前就已经发现了癌症与免疫预防之间的关系。故事始于19世纪末，纽约外科医生威廉·科利尝试用细菌感染来治疗癌症患者。

在研究临床病例过程中，科利发现，在40多例感染丹毒（一种常见细菌感染）的患者身上，肿瘤萎缩甚至消失。在那个医学伦理尚未严格规范的年代，科利医生给一位癌症患者注射了引发丹毒的细菌。几个月后，患者康复。那是1891年。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科利用这种方法治疗了上千例癌症患者，并不断完善其疫苗。德国吉森应用科学大学教授、科利的研究者乌韦·霍博姆指出，科利疫苗所获得的“肿瘤萎缩比例和患者存活率都高于现在的疗法”。

然而，由于缺乏对科利疫苗作用机制的科学解释，随着化疗、放疗和手术等方法的兴起，科利的疗法逐渐被遗忘。霍博姆称，“这是一种无法预知结果的方法，因为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不同，无法与那些新疗法在速度和便捷程度上竞争”。

到了20世纪中叶，关于免疫系统在肿瘤发展中的作用终于有了科学假说。澳大利亚生物学家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在1957年提出了免疫监视理论。他认为，肿瘤细胞经常出现，但免疫系统通常会在其发展为肿瘤之前将其清除。这一理论后来获得诺贝尔奖认可。

霍博姆表示，“在此之前一直认为人体无法对抗癌症，因为无法觉察恶性细胞”，而伯内特的理论“意味着人体存在一种识别机制”。此后，专家们致力于寻找免疫系统与肿瘤细胞之间的关系，但癌症免疫疗法的有效性长期较低。

“教会”免疫系统识别和攻击属于自身的组织并非易事。与常规疫苗类似，癌症疫苗的关键在于找到肿瘤细胞表面的特异性抗原分子。然而，经过数百次临床试验，抗癌疫苗的进展依然缓慢。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医疗创新中心主任史蒂芬·约翰斯通称，近20年来验证的各种疗法中，取得积极结果的不足4%。

约翰斯通表示，“疫苗的想法还仅限于研究阶段。但就像抗感染疫苗一样，在病毒已经扎根后注射是无效的。首要目标应是预防癌症。治疗癌症过于艰难、昂贵且痛苦”。

目前，市场上有对抗乙肝病毒和人乳头瘤病毒的疫苗，这些病毒与某些癌症相关。我们也认识到吸烟、不健康饮食等风险因素，但肿瘤的随机性仍源于不可控因素。约翰斯通认为，“只有依照身体运行规则的预防机制才能终结癌症”。

2010年，经过15年研究，第一种抗癌疫苗Provenge获得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晚期激素难治性前列腺癌。该疫苗能延长患者存活期约4个月，但费用高达10万美元，且为个性化定制，难以普及。

美国匹兹堡大学免疫学家奥莉韦拉·芬恩致力于扭转抗癌疫苗的概念，从治疗转向预防。2013年，她首次对一种可能具有预防功能的疫苗进行了人体测试。芬恩认为，预防性疫苗的优势在于能在肿瘤细胞发育初期将其清除。她指出，在诊断出癌症时，免疫系统已处于劣势，而预防性疫苗能增强免疫监视，在肿瘤发展为恶性之前将其消灭。芬恩对百余位肠息肉患者进行了疫苗临床试验，结果需5年后揭晓。

芬恩强调，人体试验比动物试验复杂，多数试验针对晚期患者，其免疫系统脆弱，难以产生积极结果。而在癌症早期，疫苗作用更有效。她计划下一步对非癌症但存在轻微损伤的人群进行试验，以研究免疫系统对不同阶段肠息肉的应答。

疫苗能否消灭癌症这一21世纪的流行病？改善免疫系统或许是最有力的武器。约翰斯通还指出，企业的作用不可忽视，因为多数癌症死亡发生在无力承担治疗费用的贫穷国家。生产廉价的抗癌疫苗将造福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