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它有时是新兴科技的暴力催生者，有时则因科技的进步而转变着自身的存在形式。在生物技术与生物工程日新月异的21世纪，基于军事生物科技而成型的生物化战争已经悄然临近。

战场制权聚焦生物和生态领域

战争制权是近代以来军事活动的关键问题。争夺制权，就是要从战略指导层面上，保障己方作战要素在选定空间内充分实现其功能，同时阻止敌方要素功能的发挥，以期让战争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己方手中。20世纪以来，制海权、制空权、制电磁权、制信息权、制太空权相继涌现，中国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第三军医大学教授郭继卫认为，军事生物科技正朝超微（Ultramicro）、非致死（Nonlethal）、可逆（Reversible）的方向发展，未来战争因此呈现“慈化”的发展趋势。他提出了制生权概念，即在军事行动和武力威慑中追求两“生”共“制”：一是在生命微观作战空间中谋求对军事生物科技优势的控制，二是在人类未来发展中谋求对生物武器大规模杀伤性的控制。

解放军理工大学教授欧阳金芳长期致力于军事生态的研究，他指出：生态环境对现代战争的影响并不能因科技的发展而被取代，熟悉掌握并有效利用生态环境，仍是军事指挥员所必备的一项重要素质。

未来学家沈伟光则在《生态战》一书中提出了生态战的概念，其广义上指人类掠夺生态资源、抢占生态空间的战争，狭义上指战争中基于对生态实施保护或破坏的作战，战争目标是争夺制生态权，作战对象是生物的自然环境、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对生态实施保护控制，尽量减少生态破坏性的是“生态性战争”；对生态资源实施破坏掠夺，不顾及甚至无节制地增大对生态的破坏的则是“反生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