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举步维艰。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发电分会提供的数据显示，近70%的投运生物质电厂面临“燃料费用即时支付及燃料收储运困难”等问题，基本抵消了其天然优势。甚至有些电力集团以少亏损作为考核指标，导致许多投资方转向风电和太阳能发电。

“尴尬”的优质发电方式

生物质发电产业俨然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弃儿”。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发电分会秘书长郭云高指出，“产业定位不准、项目选址不当和发电料耗过高”是影响盈利的三大结构性因素。有企业负责人表示，选址和燃料成本问题可通过行业自律和技术进步解决，但产业定位不准是关键，企业无法自行克服。

业内专家认为，我国生物质发电技术已越过“烧不好”阶段，正向“烧得高效”迈进，入炉发电料耗可达1千克/度以下。然而，国家将生物质发电视为“小规模可再生能源”，忽略了其与1.5亿千瓦风电、太阳能发电相当的优质属性，以及处理农林废弃物、向农民支付燃料费用的特点。这导致融资困难、补贴过低（生物质上网电价0.75元/度，光伏接近1.15元/度），燃料成本即时支付与补贴滞后带来额外财务成本。

可再生能源行业有调侃：“‘风’‘光’无限好，多得用不了。生物质不多，焚烧雾霾了”。这形象描述了现状：风电、太阳能因发展过快且缺乏调节能力而弃风弃光，生物质发电却不受青睐，燃料浪费；同时，农民露天焚烧秸秆导致雾霾，而生物质电厂却燃料短缺、价高质低；政府重视农民增收，但生物质电厂迟迟拿不到补贴，只能贷款支付燃料费用。

基于可再生能源法，政策重点支持生物质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水力发电虽被纳入，但大型机组被排除在扶持之外。风能和太阳能电力生产无法控制，有风有光时发电，无风无光时停发，甚至逆调节，导致电网难以消纳，出现弃风弃光。据国家能源局统计，甘肃弃风率从2015年的39%升至2016年一季度的48%，弃光率从31%升至39%。郭云高认为，大规模弃风弃光除无序增长和电网调节水平低外，“垃圾电”也是原因，非理性消纳会导致电网安全隐患和火电调峰问题。

生物质发电与传统火电相似，除燃料不同外，发电原理和电能质量相同，技术因素导致的并网问题几乎不存在。因此，生物质发电是优质的可再生能源。

“倒逼”能否破局仍待解

随着环保意识提升，夏秋季节农民焚烧秸秆导致的雾霾问题备受关注。2015年10月5日至17日，环保部卫星遥感监测到全国862个疑似秸秆焚烧火点，比2014年增加54个，增幅6.68%。这表明秸秆焚烧是雾霾主因，且农村生活方式改变使秸秆成为废弃物。受此倒逼，部分省份如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开始以“疏”为主，对燃烧农林废弃物的生物质电厂给予上网电量1-8分/KWH的补贴，极大鼓舞了企业积极性。有官员表示，“与其将资金花在‘禁’引发冲突上，不如花在‘疏’上”。

理昂新能源总经理郭振军测算，一个3万千瓦机组年运行300天（7200小时），发电量21600万度，厂用电率10%，供电量19440万度，供电度燃料成本0.47元/度，总燃料成本9136万元。按今年投产200个电厂计，燃料成本达183亿元；未来1000个，成本将达915亿元，农民可获近千亿元收入。凯迪生态环境科技总裁陈义生表示，生物质发电是“建在农村，处理农林废弃物，给农民打工”的“三农产业”，国家补贴全部支付给农民都不够，缺口达10%以上，企业还需自掏腰包。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强调质量而非唯GDP论。生物质发电具有优质可再生能源、处理农林废弃物、帮助农民增收的多重属性，针对国家痛点问题。郭云高建议，应打破条块化管理思维，优先发展生物质发电，改变当前风电、太阳能超前发展导致投资浪费，而生物质发电支持不足的现状。同时，可仿效垃圾焚烧发电，向其支付“农林废弃物”处置费；并因生物质发电帮助农民增收，享受与光伏扶贫相同的补贴支付方式，及时拿到电价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