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接近成功的、能运转的机器子宫在5年前出现了。在日本顺天堂大学进行的实验中，一个丙烯酸盒子被加满了羊水一样的液体，然后研究人员通过剖腹产取出正常发育了4个月的山羊胚胎，并将其放到准备好的容器中，它的脐带也连接到一个人造胎盘上。但是试验中的大多数胚胎都死掉了，不过也有几个成功地存活了长达3个星期，完成了山羊的整个孕期。但是它们中普遍存在畸形或者是有肺部问题，没有一个是健康的。在这种情况下，试验没有再继续下去。

　　这也为刘鸿清留下了一个空白的领域，她和两个男同事正在一步一步地完善他们的人造子宫。他们正在研究一种更加接近正常哺乳动物子宫中液体的人造羊水配方，但是要开发出血液、激素和蛋白质的完美混合物，并在怀孕期间对其进行精确的控制，在目前看来还是不可能的。在其他实验室的试验中人们发现，羊水中极其微小的差别也会给由此诞生的后代造成巨大的影响。

　　在刘鸿清最近进行的试验中，她通过手术将人造鼠子宫植入到了一只成年老鼠体内，里面的胚胎存活了大约19天(在较早的试验中，胚胎在体外子宫中最多存活17天，这大约相当于人类胚胎存活了37周，但是胚胎在人造子宫中的发育看上去要比在真正的子宫中缓慢)。但一个共同的结果是所有的老鼠胚胎，目前为止有150多个，无一例外都死掉了。刘鸿清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用于连接胚胎和子宫壁的弯曲蔓延的血管在完成整个孕期之前就坏死了—没有了血液供应，胚胎自然无法生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鸿清的同事王卫东对一个被称为鼠科AGPAT的基因表达进行了研究。据研究，这个基因能刺激子宫内血管的形成，如果破坏了这个基因，胚胎就不能完全着床和生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基因缺失或者存在问题的妇女会流产。另一方面，增强这个基因的表达，就能让血管很好地生长，形成更密集的血管网。这项研究对于治疗癌症同样有用：使这个基因缺失，就能使肿瘤失去为自己创建新血管的能力，从而令其缓慢地自我毁灭。“这是出现在不育研究和癌症研究之间的一个交集，”王卫东说，“一个在生命的开始，一个在生命的结束。我们在同一间实验室里同时处理着这两个极端的问题。”

　　对创造人造子宫投入最多的可能并不是这些科学家，而是自称“雷尔教派(Raelian)”的组织—该组织曾宣布已经成功克隆出了人类。前年，他们宣布已经研制出了一个叫做Babytron的装置，能够由受精卵孕育出人类胚胎。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印证该组织所说的一切是否属实。

　　更现实的情况是，一些固执的反堕胎主义者为了支持自己的斗争，开始支持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体外孕育技术。他们认为承认堕胎合法化的“罗诉韦德案”造成了大量流产胎儿的死亡。美国的4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都禁止在怀孕24周之后实行流产，人们目前取得的共识是：这是胚胎变成“人”的一个分界，而人造子宫能够大大延长胎儿的存活时间。理论上，一个胚胎在经过授精之后，就能够离开母体在人造子宫中独立存活。一些反堕胎激进分子由此认为，这样就可以要求堕胎妇女利用人造子宫继续孕育她们流产的胎儿了。

　　生物伦理学家担心，这可能会让一些妇女因为想要避免生产带来的妊娠纹、体重增加，或者仅仅是为了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走得更远些，而选择使用人造子宫。而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不仅将人造子宫看作是将妇女从怀孕中解放出来的途径，还相信它能够彻底颠覆两性间的差异—只要储存有足够多的卵子，他们认为，男人也能通过手术植入人造子宫，并独立地怀孕生孩子。

　　很明显，人造子宫最合乎逻辑和有价值的应用还是帮助那些不能生育、却迫切希望能有自己孩子的夫妇。但即使是对于这种情况，也有人对人造子宫不以为然。“我们有一种非常安全和有效的替代方案，”位于纽约的生物伦理学智囊团Hastings中心的主管托马斯·默里说，“我们能找到愿意代人受孕的代理妈妈。”不育妇女也许很难接受让别人植入自己的组织，并与自己的孩子进行血液和感情的交流。“但是，” 默里说，“如果有人宁愿选择人造子宫，如果他们如此迫切地想要得到一个生物学上有亲缘关系的孩子，甚至不惜冒着孩子可能严重畸形的风险，我看不出这在伦理道德上就有什么好的地方。”

　　对于胚胎，珍妮特·迪派特是世界上最有发言权的专家之一。作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她是极少数将子宫当作一个生态系统进行深入研究的科学家。在最近的试验中，珍妮特和她的同事们在怀孕妇女的皮肤和腹部安装了监视器，希望能借此发现母体中的孩子对妈妈的情绪变化做出的反应。较早的研究已经证明，胎儿几乎能够立刻对母亲的姿势或者感情的变化做出反应—保持静止不动。珍妮特推测这正是胎儿在学着理解母亲和她的身体，以及她对噪音和其他刺激所做出的反应。

　　但在珍妮特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中，她表示这种交流似乎并不是单方面的—胎儿同时也在教导母亲。“我们发现胎儿会在母亲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时候有所运动，给母亲的情绪带来一些波动。从效果上来看，这是在让母亲注意自己。”这种运动大多出现在晚上，似乎是为了暗示准妈妈要预备好牺牲自己的睡眠—也许胎儿体内的DNA早就已经知道母亲必须开始学会习惯这种在孩子出生以后不得不面对的情况了。

　　“胎儿生存的环境不仅仅是调节一下激素这么简单，” 珍妮特说，“你不能指望简单地滴上几滴这样那样的激素或者蛋白质就复制出一个子宫。”在母体外生长的胚胎“将会因为它与正常胚胎的自然生长过程不同而走向失败。”

　　曾经生过孩子的妇女也许会更加本能地理解这种说法。任何一个曾经在黑暗中看着一个小脚丫似的凸起在自己的肚子上移动的女人都知道，一种相互联系的独特的感觉正在自己的体内成长，尽管胎儿这时还只是妈妈身体中的一部分，但它正在慢慢长大成“人”。虽然领养儿童的一些成功案例也可以证明，这种相互交流的情感并不一定是由血缘关系决定的，但这种与生俱来的联系会不会对孩子的大脑和身体造成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并最终影响到孩子日后的接触、融合和爱的能力呢？

　　在刘鸿清继续探寻激素水平和基因表达的同时，她自己也产生了难以言表的忧虑。2001年，在她有关人类受精卵的早期试验的结果公布后不久，她就接到了许多不育母亲申请成为试验对象的电话。人们强烈的反应和一个自己从未曾想到的现实深深地困扰着刘鸿清—就像她自己说的，“这项工作将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她中止了人造子宫的试验长达一年之久，直到她自己最终打定主意才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