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生命：新的科学和社会问题

有人认为,合成基因组技术是一项危险的新技术,可能为恐怖分子所用,可能产生新的古怪物种,对人类和环境造成威胁。但是,文特尔相信他的研究对人类对“生命”的定义产生了颇为重要的改变,但并不会造成伦理问题,因为改造的细胞只不过是重组自然生物的缩小版本而已。他声称,一旦造出新生物,他将会故意把它们弄成“伤残”,使它们不能在野外存活。

不过,英国《自然》杂志邀请了8名专业人员对人造生命进行评价,这些评价涉及生物技术、进化生物学、社会学和伦理学,而且观点不尽一致。

美国俄勒冈州里德大学哲学和人文科学教授马克·贝铎(MarkBedau):

创造人工基因组的能力标志着传统的个人基因遗传工程有了重大的进展。它提出了重要的科学和社会问题:如今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机会了解生命。我们必须为遗传工程的发展研发和完善新的方法,因为这需要在基础上有创新的预防性思考和风险分析。人工基因组将对生命的重要性提出长期的疑问,生命是什么,为什么生命是重要的,人类在生命的未来中应扮演什么角色。

美国哈佛医学院遗传学家乔治·丘奇(GeorgeChurch):

为了预防以产生新的支原体类似的方式和其他方式创造的危险生命形式的出现,需要注重管理。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生物差错,二是生物恐怖。对于前者,当敏锐地检查正常研究的偏差和平稳地处理新的危险事件时,由计算机处理的授权和监管对研究人员起的作用极小。而对于避免生物恐怖,真实的实验室生态系统应当标准化,以检测新合成的基因组在野外存留或交换基因的能力。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分子工程教授大卫·迪默(DavidDeamer):

眼下克莱格·文特尔研究所(JCVI)已经证明如何重组一种微生物的基因组,这可能回答一个生物学重大的遗留问题:生命是如何开始的?利用合成生物学的方法,也许DNA和蛋白质会被抛弃,而RNA作为一种遗传分子和催化剂也许可以扮演前二者的角色。如果一种合成的RNA能够设计出来在一个人造细胞膜内催化其自身的产品,我们真的可以在实验室中创造生命,或许组装早期地球上40亿年前的生命的最初形式。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阿塞·坎普兰(ArthurCaplan):

文特尔和他的同事已经证明可以操纵物质世界来产生我们所知的生命。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终结了一个已经持续了成千上万年的有关生命属性的争论。但他们的成就破坏了有关生命属性的基本信念,这就是由伽利略、哥白尼、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等人的发现所奠定的我们对自己的重要性的认知和在宇宙中的位置。

丹麦的南丹麦大学基础生命技术中心的斯蒂恩·拉斯穆森(SteenRasmussen):

在活细胞中植入一个合成的基因组是今天理解生命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然而,文特尔的研究团队所做的极端的“自上而下”的遗传工程并不能完全组成一个我所定义的“合成细胞”。“自下而上”的研究者,例如我自己,则瞄准组装生命,包括硬件和程序。这可能很简单,即使结果不同于我们所认识的生命。用不同的物质和蓝图构建生命将比以我们所知的生命去再创造生命会教给我们更多的关于生命属性的认知。

美国波士顿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教授吉姆·柯林斯(JimCollins):

这只是我们重新设计有机体能力的一种重要进展,并非是从零开始来制造新生命。坦率地讲,目前科学家并不完全知道如何创造生命。尽管人类基因组计划扩大了人类对细胞的了解,但并不存在一种把它们组装在一起产生活细胞的操作指南。现在的做法只是像按照部分图纸来制造巨型喷气式飞机,这是一种不可能的事。尽管我们中的

一些人在合成生物学上有了一些宏伟的幻觉,但是我们的成果实在是极为有限。

美国佛罗里达应用分子进化基金会史蒂芬·本纳(StevenBenner):

克莱格·文特尔研究所(JCVI)的工作可能有助于把化学与自然史联系起来。可以从现代各种支原体的基因序列,包括山羊支原体、生殖支原体和丝状支原体,来推断出灭绝的远古支原体基因组的序列。前三种支原体都是文特尔和其同事开始合成的。新的合成技术能让古老的细菌复活,它们的行为可以告诉我们1亿年前地球和生态环境的情况。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教授马丁·弗森格(MartinFussenegger):

这是一个技术而非概念上的进展。嵌合生物通过杂交已创造出来很久了,最近通过转移自然基因组到去除(细胞)核的靶细胞中也创造了嵌合生物。拥有合成基因组的嵌合生物包含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而非自然的遗传成分。它们从属于进化,而进化是一种自然法则,不可能受到糊弄。这些生物是否面临自然的限制,如生殖力受损和寿命变短,还需留待观察。 (责任编辑：g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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