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大豆对中国农业及农民的危害

        中国是个食用油的消费大国，又是一个食用油缺乏的大国，每年需从国外进口食用油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我国本土传统生产的大豆、花生、菜籽、葵花籽等农作物均属于高等油脂作物，可以直接用来榨取制油。由于转基因大豆的侵入，这些农产品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和培育，致使转基因大豆不断侵占我国的食用油市场，使中国消费者成为国外转基因大豆的实验品，而且对中国的农业、农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转基因大豆造成中国农民的“卖难”现象

        由于受到转基因大豆的冲击，最近几年以来，我国农民相继出现了卖大豆难、卖油菜籽难、卖花生难、卖葵花籽难等“多难”的现象。

        我国的大豆种植规模较少，即使土地资源丰富的黑龙江，专业农户的规模也只能达到150亩左右。相比之下，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农场生产规模远远超过我国，大豆种植成本大大低于我国。按完全的种植成本比较，我国大豆种植成本比美国高出33%。美国所种植大豆基本上是转基因大豆，大部分出口到中国，主要用于做大豆色拉油，其次用于做豆浆、豆粉等。

        科学表明，国产大豆的出油率为16—17%，而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出油率一般在19—22%，相差2—3个百分点。大豆的出油率每差一个百分点，加工10万吨大豆，其效益就相差1500万元。受此冲击，使中国的“金豆子”变成了“愁豆子”，中国豆农民长期堆积陈年的豆子，卖路难寻。

        我国是世界上的大豆、花生、菜籽、葵花籽主产国家，大豆主要产于东北三省和华北地区，花生主要产于山东、河南、河北、安徽、辽宁、新疆等沿黄流域大部分地区；菜籽是以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等为中心的华南产区；葵花子籽是以华北为产区。具不完全统计，中国种植油料的农民达两亿以上，占我国耕地面积的1/4以上。

        可见，我国是一个油料作物的生产大国，同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又是一个油脂需求大国。  但是，目前却出现了一种怪异的现象。一方面我国农民大量生产油料作物，一方面我国却又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作为中国的油脂原料，致使中国本土的油料产业逐步萎缩，农民卖油料难的现象日趋严重。

        例如：贵州是我国的油菜籽生产大省，今年产量达到76万吨，但是在油菜籽获得大面积丰收的同时，农民们却皱起了眉头。因为今年的菜籽价格比去年还低，为此，他们将少收入4亿元，不少农民手里还积压着去年的油菜籽。而油菜籽是贵州很多农民家庭的一项主要收入，伴随着中国农民的卖油菜籽难，是卖大豆难、卖花生难、卖葵花籽难，形成了联锁反应，恶性循环。

        寡头垄断给中国农业造成深重危机

        更应当引起我们警觉的是，跨国公司在2005年加快了收购内资食用油企业的步伐。这种大规模收购的真实意图，并不是想通过加工环节赚取利润，而是形成寡头垄断，保证向我国出口大豆渠道畅通。用他们的话说：“我们要把80%的投资用在消灭对手上，把20%的投资用在合作上。”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察觉到，内资大豆加工企业开始逐个成为跨国公司垄断我国大豆市场的挡箭牌，这种状况与印度胡椒业被垄断的过程极其相似。这个不堪设想的后果就是，一旦大豆产区的内资企业被打垮，国产大豆的产业链条就会扯断，我国大豆产业必然会因缺少龙头带动而出现迅速萎缩，剩下的就是众多无助的农民。如果跨国公司完全掌控我国的大豆产业，就会使我国本土生产的非转基因油料的价值得不到凸现，被迫与转基因油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就会在定价、加工、营销等环节上出现完全受控于人的情况。更值得引起国人警醒的是，转基因食品存在着安全隐患，国外的一些权威部门都有所披露，西方一些国家都制定了一系列制度，禁止转基因食品的流入，不准本国国民消费。他们却把这些转基因原料和食品大量转卖给中国，让中国人成为转基因食品的试验者。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寡头垄断和舆论的误导，致使转基因大豆大量涌入我国，造成我国的油料生产难以满足市场大幅度的需求。美国大豆协会预言：“今后十年，中国需要大豆及豆制品量将超过美国的供给能力。”这无疑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在今后几年大豆产量没有大幅度的增加，就只能继续依靠进口国外的转基因大豆。如果跨国公司对我国大豆进口形成垄断，不仅会毁掉我国的大豆产业，而且会直接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有关权威部门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大豆市场80%的话语权受制于人，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扭转，其后果不堪设想。

        转基因大豆对中国食用油行业的影响

        转基因大豆进入我国以后，大部分进入了以外资为背景的食用油加工企业，加工成小包装的色拉油。这种油品虽然有汽油残留，但由于价格低廉，很能吸引中国一些消费者的眼球。而我国本土的一些食用油加工企业，例如黑龙江九三油脂公司、贵州长城油脂公司、以山东鲁花为代表的花生油加工企业，他们使用的是本土农民生产的非转基因大豆、油菜籽、花生，采用的是传统的压搾工艺，其油品具有安全、营养、健康的优势；但同时他们又具有成本高，价格贵的劣势。在这种情况下，转基因油品便千方百计把持舆论，模糊转基因的危害，改变转基因食品的劣势状态。由于我国对转基因大豆的警惕性不高，有针对性的宣传不够，导致国内食用油制造企业的经营举步维艰。贵州有3家稍具规模的食用油企业，其中两家常年遭遇行业性亏损。另一家贵州长城油脂公司由于去年未生产，躲过一劫，今年被迫将规模扩大至日处理300吨。去年的油菜籽收购价格完全背离了市场原则，以2.80元/公斤计，每吨成品油的成本为6600～6800元/吨左右，而去年的成品油价格最高为6400元/吨，生产越多亏得越多。在转基因大豆油的价格支配下，我国油脂企业效益急剧下滑，经营陷入困境。目前只有山东鲁花由于实现了规模经营，加之千方百计降低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才有了较好的收益，使黄河流域的花生价格三年内翻了一番。但这只能算作我们民族食用油加工企业的一个特例。

        综上所述，转基因大豆的大量涌入我国，对我国的农业、农民、民族工业和国家的食品安全都有极大的危害，应当引起我国政府和人民的严重警惕。

        应对措施——拒绝“依附性发展道路”

        找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应当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以化解危机。我们的主要想法是，努力避免象南美一些国家那样走“依附性发展道路”，建立我国独立的食用油原料基地，培育壮大本土食用油加工企业。进一步提高转基因原料进口的门坎，以造福我国广大的农民。

        第一，限制转基大豆的进口。从保护人类健康的目的出发，抑制转基因大豆大量进口的现状。由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国际上没有得到科学的确定，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对抑制转基因食品的大量进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光有这些政策还远远不够。我们已是WTO的成员国，WTO农业协议允许各成员国政府采取正当的以保护人类健康、动植物生命安全为目的的措施。由此，我们可以灵活运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理》，对以国产油料为原料的内资企业，实行税收、科技等扶持政策，使他们提高生存与发展能力，有能力反哺我国的农民，进一步提高中国农业、农民的市场竞争能力。对于主要以进口转基因大豆为原料的企业，可以考虑增加进口程序的审批，使这些企业的进口成本上升，拉大转基因进口大豆与非转基因国产油料的价差，对国内非转基因原料产地进行保护，提高我国非转基因油料的竞争优势。同时，对转基因农产品在市场流通的各个环节实行全国统一的强制性标识制度。从欧盟、日本和韩国的情况看，这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抑制转基因大豆的市场需求，进而影响转基因大豆的生产、加工、进口及销售。

        第二，加大舆论导向作用，推动我国非转基因产品的发展根据我国的现有的国情，有必要开展一场全民的食用油安全使用的教育运动。应大力宣传转基因油脂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宣传非转基因油脂的安全性和营养价值，区分转基因油脂与非转基因油脂的本质差别。我国长期以来，舆论对于转基因产品的报道，只注重了关于标识的问题，而对转基因油脂对国内各领域的产业构成的潜在威胁，以及对人类生存的不安全隐患，并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建议我国舆论界应首当其冲，要不断深入报道转基因问题，把转基因产品知识逐步渗透到消费者的思想意识里，站在民族利益和道德的高度上大力宣传我国非转基因产品的高价值和安全性，全面剖析转基因与非转基因产品之间的价值区分，让广大消费者深刻了解非转基因农作物的天然品质才是健康家庭的绿色消费，倡导安全、营养、健康的消费理念，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护中国农民的利益。

        第三、实行政策支持，保护本土非转因产业。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对转基因食品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对非转基因产业政策不够，导致我国的油料产业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甚至，一些权利部门，还把几个转基因食用油品牌评为全国名牌产品，进一步加大了对消费者的误导，致使中国的油料产业雪上加霜。有鉴如此，我们呼吁我国制定相关政策时，要从国家和民族的大义出发，用政策大力扶持非转因产业，使其不断发展壮大，使中国的农业和农民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中国食品质量报记者刘红兵）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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