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我国医学专家张振馨等在国际权威杂志《柳叶刀》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帕金森病在北京、西安、上海的流行病学研究》的文章，该文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的关注。世界著名流行病学专家WalterA.Rocca博士专门针对此文写了一篇反响性的文章登载在2005年6月份的《柳叶刀》上。

　　文章开篇就作了三点肯定。作者首先认为这个研究本身就是不同凡响的，它牵涉到中国三个相隔甚远的地区，深入了79个乡村和58个城镇，包括29454个年龄大于等于55岁的老年人样本；特别值得关注的是48位神经科学工作者在同一时期对每一个样本都采取直接的检查（无影像扫描）；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符合条件的研究群体中有94％的人参加了该项研究。这种参与程度目前在发达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牵涉到一些合法限制及个人隐私。

　　中国目前大约1700万人患有帕金森病（PD），这个负担远远超过了美国（少于100万人）。尽管中国人口统计学的变化及老龄化趋势不同于西欧和北美，但是中国正面临着大量的PD病例，预计在未来的十年里PD的负担将更加扩大化。

　　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PD患者中有48％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患有这种病，这种意识的缺少在乡村的PD患者中尤其严重，占了68％，而城镇占37％。另外，在这次研究之前，不管是被确诊还是没被确诊的病人中，有63％的人没有得到过左旋多巴的治疗。这些结果暗示大部分世界人口难以获得神经方面的治疗，好像在较发达国家的生物医疗条件下才可以满足。在这次研究中是否有其他的药物或措施提供给PD病人并不清楚。如果区域性的治疗和措施可以被提供，那将会如何影响PD的自然历史呢？这真是令人好奇的问题。这也许为张教授和她的研究小组继续进行他们的重要工作提供了一个指导方向。

　　如果PD在中国的流行程度和较发达的国家相类似，接下来的问题是它的影响范围和存活率也是相同的吗？（流行度是由该病的影响范围和平均存活率共同决定的）如果中国的PD患者存活率和较发达国家（在较发达国家大多数PD病人被确诊并得到左旋多巴的治疗）相同，这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较发达国家的PD患者来说，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得到还是没得到PD诊断及治疗的病人具有相同的存活率，这提示对中国人来说，还有其他因素能弥补生物医疗传统中的标准治疗。这些因素可以是其他的医疗措施，社会和文化特色，或者遗传变异。

　　这个研究显示，如果具有可比性的调查方法及同等的诊断原则被采用，那么在中国，PD的流行程度看来和较发达国家所报道的流行程度并无差别，这正好和以前报道中国具有低发性PD形成对比。这个研究结果促使我们对方法学产生了两个考虑。首先，PD和其他疾病在不同国家的流行和影响程度有差异的结果，可能是实验研究设计、疾病定义以及衡量症状方法存在差别。第二，和许多普通的慢性疾病一样，PD是一个和年龄衰老相关的疾病。这样，在个体水平上，失调可能是多因素的（是由个体整个生命中的多个风险因子和多个保护因子相互作用所决定的），而在群体水平上，是异种的（在群体中不同的人具有遗传及非遗传风险和保护性因子的不同组合）。运用这样的病因学理论，在不同的国家，流行性、影响范围、因果关系的比较就难。例如，我们要找出中国和西欧之间PD流行性的差异，留给我们的可能解释会处于一个很宽的范围。中国和西欧之间的差异是极其复杂的，范围包括从遗传差异（如多态性和单标本结构），到环境差异（如气候、地理、污染水平），再到文化差异（如饮食、信仰、宗教、社会习俗）。跨越不同的国家和大陆，这些因素的平衡可以十分不同。什么是恒定因素？不是特异的遗传、非遗传风险和保护性因子，而是随着这些平衡失去和年龄老化PD发生所出现的频率。这也许意味衰老本身仍然是PD的主要驱动因素，所有其他的“区域性”遗传和非遗传因素仅仅充当次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