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总部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其中文官方网站发布了一篇名为《揭开“黄金大米”背后的秘密—孩子不是转基因的实验对象》的文章。

这篇文章指出，“2012年8月1日，发布于《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赫然显示，这项由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唐广文领导并获得美国卫生部和美国农业部资金支持的研究最终完成了！研究选取了72名6到8岁的健康儿童，而受试儿童全部是湖南省衡阳市一所小学的学生。研究者让其中24名儿童在21天的时间里每日午餐进食60克黄金大米，并对其体内维生素A含量进行检测，得出的结论是—黄金大米与维生素A胶囊效果相当。”

这一文章发布后，儿童、转基因、试验，这三个关键词，让黄金大米陷入舆论的沼泽。但也有观点认为，“绿色和平的质疑并没有根据，因为黄金大米至今未发现对人体造成伤害，“绿色和平”只是为反转基因而反对。

那么，作为一种新型转基因大米，“黄金大米”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前传

2000年7月31日，这一天出版的《时代》周刊封面上，出现了一位身着灰色外套、胡须浓密、头发稀疏的老人。这位66岁的老头儿，被一丛深绿的稻谷半掩着，谷穗沉甸甸地下垂在他头部左侧和下巴周围。

标题的粗黑字体“This Rice Could Save A Million Kids A Year（这种水稻每年能拯救百万的儿童）”，就印在这位表情严肃的老人左侧，旁边鲜红色的“RICE”夺人眼目。

这位来自德国的学者名叫波崔库斯（Ingo Potrykus），是苏黎世理工学院的农业育种专家。他和德国弗赖堡大学的分子生物学专家贝耶尔（Peter Beyer）共同开发出了一种名为“黄金大米”（Golden Rice)的稻种。稻种名字因米粒颜色，呈金黄色而得名。

这个研究，最初缘于人道主义。

1992年的一天，波崔库斯和贝耶尔在共同飞往纽约的航班上，突发奇想地决定合作，两人打算将胡萝卜素从别的物种中引入到水稻。胡萝卜素是合成维生素A的材料，人体可以通过吸收胡萝卜素来合成维生素A，从而防止夜盲症、麻疹等疾病。

而这个疯狂的想法背后，是一个沉重的现实：在部分发展中国家，不少儿童因为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甚至失去生命。波崔库斯获悉，全球3亿以水稻作为主食的人中，约10％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维生素A缺乏症。

尽管这个想法，疯狂到让他们自己都没有把握把它变成现实，但最终洛克菲勒基金会，用多少带有些赌博性质支持了他们这个研究项目。

1993年，波崔库斯和贝耶尔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了约10万美元的种子资金。在瑞士政府和欧盟的支持下，他们推出了一个为期7年，耗资2.6亿美元的项目。

“我有优势”，波崔库斯说，“因为我可以自己运作项目，而不用产业支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可以自由地工作。”

在这7年里的多次尝试中，他们将两种水仙花和一种细菌的基因，重组到水稻的基因组里。这种水稻就在其种子里产生了β 胡萝卜素，而这种β胡萝卜素在人体里能够转化成维生素A。

7年后，“黄金大米”一代诞生于苏黎世理工学院实验室。尽管第一代“黄金大米”的β胡萝卜素含量很低—一个婴儿需要每天吃三公斤“黄金大米”才能满足其对维生素A的需求，但这并不妨碍这一新型大米品质开创了一个转基因大米的新纪元。

这一年，波崔库斯因此登上了7月份最后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

难产 “黄金大米”一代，并不是很成熟的产品。波崔库斯认为，这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产品。而且，这一产品很快就面临诸多专利权的问题，他们无奈地选择了与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的知名种业公司Syngenta公司合作。

这家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有业务的农业公司，决定对“黄金大米”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黄金大米”的新经纪人德拉克（Drake），重新召集科研人员对第一代产品进行研究，并找出胡萝卜素生产不足的原因。

最终，一个名字长而拗口的障碍物被他们找出。他们发现，来自黄水仙的八氢番茄红素合成酶，是造成胡萝卜素生产不足的瓶颈。很快，来自玉米的八氢番茄红素合成酶取代了前者。

5年后，“黄金大米”二代面世。和第一代相比，其胡萝卜素的含量提升了23倍。儿童需要吃70克这种大米，就能满足一天的维生素A的需求量。

然而，原本可以正式规模生产并推广的二代产品，却仍在专利方面遇到了障碍，其总共涉及了12项专利技术。而只要其中一些专利权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一产品也就只能永远尘封在实验室。

后来，科学家、农业公司和慈善基金会联合成立了“黄金大米”人道主义委员会（Golden Rice Humanitarian Board）。最终，Syngenta公司捐献出了“黄金水稻”二代的发明权。在这家公司等机构的努力下，二代产品所涉的12项专利所有者，都宣布放弃其专利权，“黄金大米”将无偿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农民使用。

接着，在多方协作下，一个囊括了多项内容的“黄金大米”的人道使用条例形成。

这个条例大意是：在发展中国家使用（比如中国），供贫农使用（年收入少于1万美元）；该种子与普通种子保持同一销售价格；在农民的允许下可以由国家进行销售，以满足城市需求；农民可自行繁育下一代种子。

就在此时，新的问题又来了。多年前，第一代诸如转基因抗虫棉和抗虫大豆，其特性是在逆境中求生存，不会轻易被病菌或者害虫所侵染或者破坏，故而被认为具有潜在而又强大的生态危害。

尽管这种潜在的生态危害，在“黄金大米”上的表现，要轻微得多，也不会影响到其他野生生物。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对此项技术的使用深表疑虑，诸如菲律宾、印度、越南、孟加拉等国，开始自我研发“黄金大米”，以期解决自己国家存在的部分群体维生素A缺乏的现实。

在中国，广东农科院水稻研究所主任刘传光说，理论上说，“黄金大米”对人体是有益的，可以补充维生素A。但我们国家是不允许转基因进入生产、商业开发的。所以“黄金大米”在我们国内并没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并且，在中国的饮食结构里，并不缺乏胡萝卜素。所以，“黄金大米”可能更加适合那些发展中的比较贫穷的国家。

最大的对手

2001年，“黄金大米”之父波崔库斯在美国《植物生理学》杂志（《Plant Physiology》）3月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Golden Rice and Beyond》的文章。

在这篇阐述了“黄金大米”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文章里，波崔库斯将这部分内容，放在了最前面：“情绪是大问题，但它却不是理性的论述。”

他在这篇文章里说，“黄金大米”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问题：技术、专利和反转基因组织及人士。当前面二者均逐步得到解决后，后者却反对了差不多整整10多年。

在“黄金大米”研发时期，研究者就受到了激进的环保组织的严重警告，其中包括“绿色和平”。这个机构认为，解决贫苦地区的营养不良问题是个好事情，但是使用“转基因作物”并不是一个好办法，毕竟导致营养不良的根本原因是贫困和食品匮乏。而打着造福发展中国家旗号的“黄金水稻”，也许只是国际种子公司的一个“曲线救国”策略，以便为将来大规模使用其他转基因作物铺好道路。

虽然有不少反对的声音，但至今并无反对者对“黄金大米”的危害性提供有力的证据。

而同样可以补充维生素A的“黄金大米”，却多年备受环保组织的质疑。在2000年7月《时代》周刊的封面报道中，环保组织称“亚洲农民获得了转基因大米，而阿斯利康公司获得‘黄金’。

波崔库斯对这些负面反应感到沮丧。“这将是不负责任的，”他大声说，“别跟我提什么道德，用什么生物技术去解决问题。”

两种声音

9月1日，衡阳市政府的辟谣报道出现在官方网站上。

报道称，参加实验的学生所食用的全部食品均在本地采购，全部实验过程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监控。试验之前，学校两次召开家长会议，分别签订了告知通知书。实验中未涉及转基因大米及其他转基因食品。”

而此项实验，“未与美国及境外的任何机构发生直接关系。”

但讽刺的是，衡阳市政府“辟谣”没多久，据美国《侨报》报道，塔夫茨大学校方也作出回应，并大方承认进行了该项试验，称该试验的目的是针对发展中国家一个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寻找解决方法，“并遵循最高的道德标准。”

在两种声音中，与那些转基因食品一样，主角黄金大米再一次被推上了审判席。